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

胡编乱造的郑和神话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三宝太监郑和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5－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图5－1 郑和宝船模型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5－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图5－2 建造郑和船只的第六作塘 (分别为修缮前后所摄）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他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如下表格是我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两个“重量级”郑和研究权威的几个表格而成。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表5－1，两个郑和研究重量级人物的论文所引用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注1】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当然，正是这样的数据才使得一些国人感到亢奋，从而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令中华民族“自豪”的“伟大创举”啊？首先，我们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们的船和舰队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给咱中华民族挣足了“面子”，因此，这必须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须是真的。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祟下，郑和的伟大航海和其宝船舰队粉墨登场了。由于郑和航海的路线并非如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是首创，而实际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郑和以前数百年，就已经为人所知，并且郑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东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么创举。正因如此，吹嘘海船的巨大和编制的庞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无以弘扬中国的伟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和的宝船和舰队不是用技术造出来的，而是用瞎话编出来的，是用牛皮吹出来的。郑和宝船和舰队的瞎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正在于有人愿意编，有人热情说，有人乐意信。郑和宝船的尺寸和舰队的规模“凸显”出当时中国“举世无双”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这正可以用来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天朝风范、上国姿仪、古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都在这样的呓语中得到了升华。郑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也许太需要一段辉煌历史来支撑国人破碎的自尊心了，严格地说，是“天朝大国”的面子丢尽了。于是，“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原来在航海上也远远领先过来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确很能振奋人心。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关系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证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无法直面历史事实，而任凭其感情所误导，为了“民族大义”而领衔了“郑和下西洋”的造假运动。时至今日，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居然连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甚至环航世界这样的谎言都有广大市场，令很多国人为之振奋。审视国人对这个造假的普遍热情便可知华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长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此随声附和，那还情有可原，毕竟无知总是可以作为过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贵为高知学者对造假不仅不予质疑，而且兴风作浪，这就绝难用无知来解释了。他们为了利益和面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并践踏了道德准则。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寸记录在官方正史《明史》中，这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难道官方认可的记载也会瞎编么？遗憾的是，的确如此。中国史官对于数字一向漫不经心，夸大其词几乎成了传统。八百、十万，这些数字基本并非确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阅青史，俯拾皆是的号称百万大军往往最多二三十万，乃至几万，几乎每场规模较大的会战专家们都得皓首穷经地去考证，名与实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间为了褒奖英雄，更是不免随意附会夸大。诸葛亮呼风唤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讹传讹，算作豆棚闲话尚可，当作史实断然不行。有关专家为了证明郑和宝船之存在，甚至引《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样的小说为证，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杜撰、歪曲以逢迎权势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前皇帝、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前皇帝、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他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退一万步讲，假定当时真的可以造出700艘万吨轮，那么郑和船队的远航意义是什么？郑和之前数百年，《西洋记》记载的郑和航线就已经存在。既然用比较小的船只进行远距离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欧的维尔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郑和以前所证明的，那么如此庞大的郑和船队根本就是劳民伤财。这个对国民毫无意义的远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寝如出一辙，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是对道德准则的践踏。当时的虚无缥缈，被随后的《西洋记》变成了“神话”，被后世的国人顶礼膜拜热烈歌颂。在华夏，只要把皇恩浩荡渲染得轰轰烈烈，那么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视为粪土。如果说后世国人对这些瞎话的相信还可以解释为不谙科学技术，那么他们对这些造假的赞颂和喝彩只能被认为彻底践踏了以人为本的道德准则。无疑，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对于从造假中获得好处的期待，远远超过他们对过去造假中受到伤害的记忆。他们的整体性格，就是中国造假的土壤和基础，甚至始作俑者。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那么派遣郑和去西洋弘扬“和平友好”的英明皇帝是一个什么货色呢？原来是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此人篡夺他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残杀建文帝的大臣，诛杀了建文帝的老臣方孝孺“十族”。把老臣的妻女让兵痞轮奸，然后卖给妓院。更有甚者，在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亦即在今天吹嘘的“郑和下西洋”的最高峰，朱棣亲自参与了剐杀三千宫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天，六十二岁的朱棣坐在龙椅上，像看大戏一样，观看这些宫女在紫禁城里遭受剐刑。一个又一个刚成年和未成年的少女被剐杀，惨叫声不绝于耳。而这个朱棣看得津津有味，还亲自操刀。这个大屠杀的起因仅仅是朱棣心情不好，怀疑宫女和太监通奸。这根本不能成立的“通奸”实际上仅仅是互相照顾和取悦而已，结果被朱棣下此毒手。屈打成招，三千宫女都被朱棣剐杀。不少受刑的宫女还是朝鲜人。当朱棣亲手操刀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在疼痛中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更加恼怒，剐杀后，又下令诛杀了这位女孩的三族。这个朱棣皇帝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性格极其暴虐、行为绝对乖戾、毫无恻隐之心的恶棍，他的事迹年表劣迹累累、血迹斑斑【注2】。这样的人，会派出和平使者吗？果然，据说郑和从距离泰国不远的地方抓到了一个“苏门答腊王”苏干刺，掳回献给朱棣，以表太监对皇上的忠心。据说还扫荡了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并活捉其国王。当然，朱棣和郑和的后代鼓吹者们都把这些认作是弘扬“友谊和平”的伟业。这些自吹自擂不管是真的还是意淫，都揭示了朱棣王朝的本质——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群草菅人命的恶棍，到了海外也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帮。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甚至亲手剐杀无数毫无自卫能力宫女的皇帝，居然可以是国际间的友好使者吗？这样的朝廷和皇帝会善待别国他人吗？难道郑和船队下西洋找到逃亡的建文帝会不立即宰杀他？难道郑和船队找到建文帝的老臣不会像灭方孝孺十族一样群体灭绝他们？难道郑和的船队到海外看到华人模样的不会当作逃逸的唐赛儿斩尽杀绝？难道郑和船队对待外邦人会比他们对剐杀的朝鲜宫女更好？但是，对于编造和粉饰“郑和下西洋”的人来说，这些荒唐都可以不予理睬，他们要世人相信的，正是这个绝不可能成立的荒唐——朱棣王朝的腥风血雨吹打着太监郑和的船队，给海外带去了“和平友好”。【注3】比之编造“郑和下西洋”的骗局本身，鼓吹“郑和下西洋”是和平友好使者这一谎言则是更加卑劣和丑恶的造假。这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对朱棣王朝歌功颂德的人，是否真的理解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是否曾经遭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质问？如此造假只能说明造假者已经是利令智昏不择手段了。朱棣剐刀下流淌的无辜中国少女和朝鲜姑娘的鲜血还不够证明这些把“郑和下西洋”吹嘘为“伟大、和平、友好”的造假者的无耻吗？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产生了如此震耳欲聋的回音和共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和对我们良知的践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拿当时纳税人的钱挥霍的荒唐，加上后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赋予如此崭新的时代意义，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荣，当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对于造假给予如此褒奖和厚爱，不能不使造假之庙香火不断，香客如云。原始记载的模糊不清，解读文献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旧史新说，再加广大受众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制造出的郑和神话，可谓中国造假案的典型范例。这样千疮百孔的瞎话和荒唐，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来附和与维护，不禁让人感叹华夏造假的人文基础之好。如果爱国主义要靠造假来支持，无疑是对华夏自己的辛辣讽刺；如果民族尊严要靠造假来提升，那必定是一条既丧失尊严也得不到面子的不归路。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也觉得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就不再是历史歌曲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翻到了真正的历史歌曲《毕业歌》的歌词，发现居然和重新填的词大相径庭。记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如此随意改写原词是可以的吗？我相信，很多人必然从这一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意编造。”这样的造假以及那些更加严重的造假必然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造成长久和深刻的心理影响。这也是中国人不觉得造假是一种罪恶的原因之一。【注1】参见《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注2】如下是朱棣的事迹年表：1402年 明建文四年 43岁，封王燕地（今天河北北京一带）的朱棣篡位，改年号为永乐。杀齐泰、黄子澄，灭族。杀方孝孺，灭十族。大杀建文帝老臣，株连甚广。1403年 永乐元年 44岁，迁都自己发迹的老窝，改名顺天府，亦即北京。1405年 永乐三年 46岁，命郑和下西洋。1406年 永乐四年 47岁，郑和再使西洋。1412年 永乐十年 53岁，郑和复使西洋。1414年 永乐十二年 55岁，下黄淮、杨溥于锦衣卫狱。1415年 永乐十三年 56岁，解缙死于锦衣卫狱。郑和出使西洋还，俘苏门答腊王苏干刺献给朱棣。1416年 永乐十四年 57岁，郑和复使西洋。1419年 永乐十七年 60岁，郑和下西洋还。1420年 永乐十八年 61岁，山东唐赛儿造反，朱棣听信唐塞儿扮作尼姑逃亡，于是捕捉天下尼姑万人。1421年 辛丑 永乐十九年 62岁，郑和复下西洋。朱棣以后宫之乱为由大杀宫女宦官，剐杀宫女三千余人。1422年 永乐二十年 63岁，郑和自西洋还。1424年 永乐二十二年 65岁，复命郑和出使西洋。上半年还向朝鲜要美女，七月驾崩。【注3】据称魏启宇这样说：“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一共打了三次仗。一次是旧港海战，歼灭了陈祖义反明的海寇势力。一次是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刺叛乱，欲夺王位，并残酷杀害明朝使团的官兵，郑和率兵将其击败。第三次是锡兰山国王竟然下令抢劫郑和船队的船只和粮食，图谋杀害使者，郑和举兵进攻王城，与之激战六天，打败并三次生擒锡兰山国王，最后令锡兰山国王心悦诚服。” 魏启宇是中外航海史研究的泰斗级的人物，1927年2月出生，湖南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曾任人民交通出版社科技图书编辑、社长、编审，兼任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委员。1990年离休。

造假的终极结局——造假人知识界的学术造假更加令人担忧。本来这是精神领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如果这也造假，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假了。这说明造假在中国已经蔓延到所有领域，一旦到了学术和思想领域，就意味着人的造假，也就是“造假人”。郭沫若就是“造假人”的典型，他的《李白与杜甫》示范了文人是如何按照朝廷的意志创造性和自觉地杜撰历史的。不幸的是，这样的文人在中国自古至今俯拾皆是。近代的文人如此，古代的文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御用文人”这样的专用名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另外一个典型。如果说《甲申三百年祭》只是涂抹历史为当时的政治进行服务和宣传，因此还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污点，在道德上尚有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李白和杜甫》就是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获取地位和保全自己的典型。他的自我保护可以理解，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可以被宽恕。但是，对于他的如此热情和主动的出卖和创造性的背叛就很难原谅。把假话说得如此慷慨激昂和情真意切，实在是非彻底的奴才便不能做到。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政治重压可以作为造假的借口，那么今天的完全为了牟利而进行的学术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恶痛绝。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作为此项目的一部分，2007年秋天，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系教授斯登斯在北大开设了两门课程，共有33名北大学生和3名耶鲁学生选修。学期末，在提交课程论文前，已有预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学生强调了剽窃行为的严重性，并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提醒所有选课学生。结果，剽窃仍然发生了，而且很严重。根据所有论文的前后对比，斯登斯教授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至少有一半选修其课程的北大学生存在剽窃行为，“我从教30年了，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剽窃行为。”心情难以平静的斯登斯如是说，并在12月19日当天，给所有选修课程的学生发出了一封电邮，同时附寄耶鲁大学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大学和北大教授。信件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并警告学生：“在你们今后的人生中，剽窃将会遇到严厉的惩罚。……在美国，如果有人被发现剽窃，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国这样的行为也许得到了社会的默认，但是不管如何，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在信中，斯登斯也对北京大学校方在治理剽窃行为方面的无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北大存在如此之多的剽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无所作为，和对剽窃行为的习惯性容忍。这样的抄袭在中国确实是被广泛容忍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应该是中国的古训了，也许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对于知识产权和弄虚作假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学术造假和抄袭已经司空见惯，根本就没有谁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行为。如果说盗版好莱坞的电影还可以睁只眼闭只眼，那么抄袭他人的论文就绝不应被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句中国成语用在这里，则再恰当不过。但是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吗？斯登斯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造假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而且蔚然成风。而且，那些教授级人物的造假比起学生的剽窃来要更加令人发指。如下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造假案。汉芯造假案：原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及教授陈进，花钱买来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标志，然后贴上“汉芯”的标签，就变成了自己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工夫。从2003年2月“汉芯一号”问世开始，此人复制这一过程达3年之久，他的“汉芯”系列也从一号发展到了五号。此人头顶的光环越来越多，上海交大也在芯片的自主研发领域风光一时。2006年5月12日，终于东窗事发。雒三桂剽窃案：此人是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雒三桂评注了《诗经》、《永乐大典》和《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王铭铭剽窃案：此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的王铭铭教授所著《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当代人类学》，其学术道德腐败，令北大蒙羞。黄宗英剽窃案：此人是北大英语系副教授，1993年攻读北大美国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事发前还担任系工会主席。黄宗英直接剽窃、改译《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张汝伦剽窃案：此人 1992年秋回国工作，任复旦大学西方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此人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潘国和剽窃案：此人是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其出版的10来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而成。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学化学教师，40多岁改行进入法学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的文字有113万字”，涉及刑事、金融证券，横跨了法学几大领域。结果都是剽窃来的。如此在学术领域中的造假实在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那个耳熟能详的“人中假货”唐骏，能够在自己的学历造假戳穿之后还那样理直气壮，说明了那些“假人”已经对自己是“假货”这一事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唐骏的那句话应该算是这些假人的宣言吧？“我能够欺骗这么多人，这说明了我的本事。”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造假卖假在中国的普遍程度和广泛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造假会如此畅通无阻泛滥成灾？这是由于，造假的群众基础极好，造假的心理障碍全无，造假的理论基础深厚，造假的榜样无处不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要纠正“假人”这个问题，要比纠正其他造假问题困难得多。

盛况空前的全民造假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可以毫无顾忌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现在，在电视上还有那个所谓的“入选卢浮宫的服饰”的广告，其告诉大众，他们的服装被选中进了卢浮宫——世界上顶级的博物馆之一。言下之意，他们的服装不仅走向了世界，而且攀登了世界艺术的顶峰。但是，稍稍了解国外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卢浮宫是一个顶级的博物馆，其收藏的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古典艺术品；巴黎还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是收藏近代艺术品的，即奥赛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即蓬皮杜博物馆。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博物馆，也看过不少介绍博物馆的书，但还是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博物馆收藏现在商店里卖的服装。这样的假话在电视上说得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要掩饰一下的犹豫。这骗人广告的制作者大概这样想：“法国人和卢浮宫不会来和我计较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出过国的国人也许会相信这样的谎言。”这样的广告如果在国外早就被起诉了，因此在国外你也看不到这样的假广告。首先在国外少有人这样厚颜无耻；其次，就是有，也立即成为过街老鼠。显然，无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会造成心理障碍了。一个人只要足够无耻，那么他一定是无所畏惧的。他可以蔑视法律，可以践踏道德，可以破坏人间的一切准则。对于这样的人，编造“入选卢浮宫”这样的假话自然小菜一碟，毕竟比起“郑和下西洋”和“亩产十几万斤水稻”来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容忍和赞许，使得他们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说中国的造假者是鱼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就是水。中国的造假如何如鱼得水，看看今天的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就略知一二。至今有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都是造假的发扬光大。把历史进行胡编乱造后搬上屏幕或者银幕就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在这些历史剧中，历史人物被改写，历史被篡改，但是篡改者和观众觉得这天经地义。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如果历史人物九泉之下有知，断定会气得或者乐得跳将起来。如果把茅台酒的瓶子装上别的酒出售，那么这毫无疑问是造假货。尽管这样的假货屡见不鲜，但还是受到谴责的，至少会受到花了真货的钱而买到假货的人的谴责。但是把真实的历史人物装上虚假的情节，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名称中塞进篡改了的内容，却会博得满堂喝彩，而绝无被指控为造假的危险。整个造假的和买假的不仅都接受假货而且都山呼假货的精彩，这样的场面着实令人十分困惑。你可以想象用茅台酒瓶装假酒的造假者看到假货卖出很开心，但是很难想象买到了假茅台并且知道这是假酒的人也同样兴高采烈。一厢情愿的造假，也就是造假者开心而买假者愤怒的造假，已经足够丑恶了。那么这些两厢情愿的造假就更加是一种悲哀了。鱼有水而得以生存繁衍，水由于有鱼而变得生机盎然，这样的相得益彰，何以造假不兴旺发达？如鱼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买方和卖方共同合谋造假。任何国人都必定多次收到类似如下的提供造假文件服务的电子邮件，我原封不动抄录在这里：TO：贵公司/报关部负责人您好！欢迎与贵司取得联系，我司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成立的一家进出口代理企业、实力雄厚、价格优惠。以下是我司的业务简介：1、 优惠快速办理：薰蒸证书、卫生证、健康证、植物检验证、兽医证书、产地证/普惠证等各类证书。一般原产地证(CO) ((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量大可优惠)。专业提供产地证，合同证明书等。普惠制产地证（F/A及F/E、F/F、F/M），(1－2个工作日即可办妥)。熏蒸证明书（C OF F），(1个工作日即可办妥)。2、 长期优惠代理名牌、仿牌、杂货出口报关。联系人：XXX
电话：137 XXXXXXX
地址：XXXXXXXX我隐去了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随处可见，这里引用的仅仅是几乎每天收到的提供造假服务的广告邮件中的一条。其中提到的一些证书，读者也许不很清楚其用途，比如所谓的“熏蒸证书”是对于木质的包装、箱子和托盘的要求。如果这些木质的东西没有经过熏蒸处理以去掉可能寄生的害虫，就不能进入美国和加拿大，以防这些害虫在进口国泛滥。于是就有了造假“熏蒸证书”的业务。加拿大和美国人比较诚实简单，他们看到了证书就会觉得这些木质的物品都经过了处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样一个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太容易做的造假。中国的很多出口商根本就不会去做什么昂贵和费时的熏蒸，他们只是付钱给这些造假的人，不到一天，一张假证就做好了。这可是一张“真”的假证，因为这不是他们伪造的，而是从颁发这些证书的机构“弄出来”的。关于学位证书造假的那就更多了。那些“办证”的广告，向人们推销的就是这个。你要什么证件他都可以给你办，你出钱，他造假，你买假，他卖假。这是买卖双方心甘情愿地造假和买假。国人不仅在国内造假，在国外造假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中国人。据北美的统计，在北美造假各种文件和信用卡的主要是如下背景的人，中国裔、犹太裔和非洲裔。这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言论，而是事实。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破获的学位证书造假案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所为。他们制造假的学位证书卖给中国留学生，买假者期望以此在中国求职时有一块比较好的敲门砖。除此以外他们还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文件，他们的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人。加拿大警察局说这些造假者已经几乎做到以假乱真。在造假方面的造诣上，国人有着特殊的天分。还有更加丑恶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的造假。毒奶粉、毒鸭蛋、毒火腿、毒粉丝，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用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在奶制品中，甚至在婴儿的配方奶中。三聚氰胺是可以致病和致死的添加剂，但是中国很多名牌都有这样的问题。添加三聚氰胺的唯一动机就是其可以使得在检测蛋白质时蛋白质含量表现得高一些。检测蛋白质实际上不是检测真正的蛋白质，而是通过测定氮含量来间接地测得蛋白质含量。如果没有任何非法的添加剂，这个检测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但是这些不法商家在牛奶里兑了水或者其他物质又要掩盖其真相，就用三聚氰胺这样的氮分子量比重很高的工业原料掺入其中，使得其在测试中表现得和正常的牛奶一样。2013年的造假又有进展，卢浮宫的门票是假的，来源中国；罗马飞机场到罗马市区的火车票是假的，来源也是中国。中国已经成了造假的代名词，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假货已经泛滥到全世界。在中国国内的假货，就容许我不在这里列举吧。读者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假货，如果你还不曾买到过假货，那么你一定没有在中国居住过。国人对于假货的喜爱也是假货横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国人特别喜欢买假货，假的名牌包、假的名牌表、假的名牌服饰，林林总总。这个时候，他们买假货是为了欺骗别人的眼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所谓“自欺欺人”。热衷于买假货的心理和卖假货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利益。前者用很少的钱来做到本来要很多的钱才可以满足的虚荣心和炫耀，后者是用很少的成本来攫取超额的利润。我和一个同事到巴黎出差，她狠心买了一个昂贵的名牌手袋。我们在法国的接待者、一个法国女孩说，她不买，太贵了。这时同时搭乘地铁的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过来说，这样的包成本只要10欧元，他可以做，在中国做，可以做得一模一样。我相信可以做到，这也是假货横行的理由之一，巨额的利润和超低的价格。他只要卖20欧元就可以赚到100%利润。我对那位买了真货的同事说，你后悔了吧？600欧元的包别人20欧元就可以卖给你。她说，绝对不后悔，毕竟是真货。巴黎的那位接待者说，她不会买假货，但也不买真货，一个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另一个不想花不值的钱。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都是一个目的，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于是我们就有了郑和下西洋的3万吨级的巨轮，有了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有了随心所欲修改的历史。人类都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造假的可能性，但是把造假普及到如此广度和造诣到如此深度，则非国人莫属。和中国普遍的造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很难看到假货。我曾经听到一个国人质疑在柏林买到的游览柏林的纪念品“柏林墙石块”：“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从柏林墙上敲下来的而不是随便捡来的水泥块？”，这是他本能的担忧，作为国人，此种担忧极为正常。我到柏林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样的纪念品，我知道柏林墙的意义，非常想拥有这样一块有纪念意义的柏林墙的碎片。我可以告诉那个对于这些石块的真实性有怀疑的中国人，在德国和西方，很难买到假货。就是十分想买，你也买不到。你也许可以在国外的地摊上买到假货，但那多半是中国造的。造假在西方很难生存，这是因为西方普遍不容忍造假。就拿版权来说吧，我初到加拿大时，根本没有版权的概念。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教科书上有许多我需要的内容，就用复印机去印了。当时有一个加拿大学生过来说：“你不应该这样印，这是有版权的。”“我自己用又不是去牟利，这也不可以吗？”我这样想。但是我后来发现，确实不可以。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版权许可，任何人不得翻印，包括复印。这样的字样在中国也到处可见，只是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在加拿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也会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妥，不仅觉得不妥，还会特地过来指出这是非法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造假就不会有民间基础，造假的人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在西方这样的环境下，造假自然就不容易了。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应该是弘扬古希腊的精神，古希腊的求真求实正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但是，在开幕式中，居然出现多个造假。独唱的小女孩声情并茂的演唱本来无可挑剔，但是事后却爆出实际上全世界电视观众和现场观众听到的歌声来自另一个小女孩；而从北京外围一路如同脚印走向主会场的烟火，却是计算机制作的三维动画。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大呼上当。在媒体爆出这样的实际情况后，西方人很不理解。对于他们来说，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和西方的价值观正好水火不容。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西方，那可就肯定会群情激奋。但由于这是中国的事情，西方媒体采取了非常低调的姿态，仅仅简单报导了这个事件，没有任何评论。但是嫉“假”如仇的普通西方人仍然表现了很深的厌恶。我周围的西方人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是他们对此的厌恶难以掩饰。我和他们的谈话中，那些知道我来自中国的，会用比较客气的话来说，比如“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个真正唱歌的小女孩不也很可爱吗？”不知道我来自中国的就会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当他们知道我来自中国后，不得不说“这对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别人会这样看中国人。我认识的一个很普通的加拿大人，他惋惜和无可奈何地说：“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他已经说得很客气了。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有的人为了客气会这样说，“也许，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吧？”在现在的西方，人们通常不批评他们不赞同但不属于他们文化的行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是一句无奈的搪塞，其成为了他们对一些不赞同和不理解的行为不进行深究的借口。不幸的是，西方人如此无奈的敷衍实际上却一语击中要害，这句意在给中国人留面子的搪塞之语，恰恰道出了中国造假猖獗而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对于这样的造假表示深恶痛绝的时候，一部分国人也深有同感，但是更多的国人却表示了理解和赞同这样的造假。他们普遍觉得这样的造假没有什么，为了国家的形象，这样的造假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造假就可以名正言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毫无疑问，这样的造假是有民众基础和理论指导的，并非仅仅几个精英选择了造假，而且同时是大多数民众容忍和鼓励了造假。本来，造假并非中国的专利，但是这样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万众一心的造假恐怕除了中国就极罕见了。这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这和用茅台酒瓶装假酒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的场合都可以造假，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这样的造假向世人发出了什么信号，在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样灌输造假思想，这个民族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有的人说这次奥运会让中国人，也包括海外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不尽然吧！如果一个人还有一点自知之明，那么他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样的做法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造假的怀疑对象。在真正的创新和进步上乏善可陈，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从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终极的必然悲剧就是“造假人”。于是，在中国社会中，人的诚信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诚信的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都带来了利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勤劳、节俭和诚信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比如对资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们之间诚信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悲哀，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汉学家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了让他迷惑的一点：一方面“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表明国人是极重视的了。但另一方面，国人在实践中却言而无信，且完全不觉得撒谎是项罪恶。他引用清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基德的话语：“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明恩溥沮丧地说：“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且不要开骂“洋鬼子”，尽管他们说的确实刺耳，但是却一点不错。尽管“狼来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国人显然并不把诚信的丧失看做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似乎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参与有着异乎寻常热情的社会，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对于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参与，或间接鼓励，或主动进行，或被动接受，下至市井商贩，上及高知学者，贱至草根平民，贵及达官显贵，如此燎原之势的造假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育假人的数千年普及深化中，中华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错用、善意被误导、思维被禁锢，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哀。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社会如果真假难分，必然善恶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自私和仇恨——普遍的社会心态精神文明并不决定于物质文明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今天距离这个称呼到底有多远？有自知之明的人都绝不乐观。近代国人素质之低下，几乎路人皆知。人们通常把素质问题归结于物质水平低下。春秋时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如果丰衣足食，就有礼仪道德。西方的马斯洛定理同样认为人只有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谈得到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这种典型的物质决定精神的观点未必正确，道德水平未必和富裕程度成正比。而最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了管仲根本错了，物质的发展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精神的进步。我研究过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专程去了一些古希腊的遗址，比如希腊境内的雅典、迈锡尼、德尔菲和奥林匹亚，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米利都、阿芙罗蒂特城和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也去了当时古希腊文明的边缘区域，在黑海北岸的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境内）。遗址考古现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状况，石质的废墟勾画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居住环境。房屋的结构简单也不宽敞，和当时辉煌的神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文献记载，在古希腊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衣食无忧，但绝不奢侈，政府官员的生活和民众相差无几，而知识精英们则极其简朴。以当时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有什么奢侈品，我们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在当时都会是奢侈品。图6－1， 迈锡尼遗址在有3000多年历史的迈锡尼遗址上（图6－1），我低头细察，茫然四顾。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培育古希腊文明的摇篮之一。山区的植被和地貌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太行山非常相像，如果不说是贫瘠，也决不能说丰饶。但是迈锡尼博物馆陈列的辉煌的出土文物折射了这个伟大的文明，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也为此作证（图6－2），令人不禁自問：这个伟大文明就诞生于这样并不有利的环境之中吗？图6－2，迈锡尼屹立了3500多年的狮子大门古希腊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周边其他文明没有很大差异，和当时的华夏文明也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古希腊的精神生活却截然不同。古希腊所孕育出的这么多灿若星云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璀璨的古希腊文明，惠及几千年后的现代。古希腊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而易见。每一个古希腊定居点都有剧场，从观众席的容量来看，古希腊的戏剧和演出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和欣赏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阶层。当时一场演出的门票价格大致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为了让经济拮据的公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观看戏剧演出，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款项。注【1】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唤起了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道义和责任的共鸣，而且至今余音缭绕，永不消逝，激起当代我们的回响。古希腊喜剧则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事，赢得的不仅是当时古希腊人的开怀大笑，其笑声也回响到今天，让后世的我们也深受感染。我在德尔菲的半圆形剧场和雅典卫城的半圆形剧场后面的山坡上坐着（图6－3），想象着当时的演出和观众的反映，似乎我当时也在这里，混迹在观众之中，为之感动，为之开怀。那些几千年前的作品里流露出的情感和哲理，至今仍能让现代人感觉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这些伟大的悲剧和喜剧带给我们的启迪经过数千年还不减其力量。图6－3，古希腊的半圆形剧场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理念就是诞生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古希腊人：“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坚韧不拔的人民。”他过于谦虚了吧。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人民”，而更是“公民”。是古希腊人把“公民”这一理念带给了人类社会。古希腊人不仅仅做到了自己丰衣足食，还创造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并不以当时的功利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认知。这文明终究成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因。注【2】除了这公民的理念，古希腊人还带给了我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和实践。我们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体都是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还原封不动地教授着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很难想象，这样伟大的文明是在如此并不发达的物质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对于古希腊人，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景仰的心情，我虽然和这个文明素不相识，也并无与生俱来的感情牵挂，但是却对这个文明崇敬有加。而以上所说的，只是许许多多理由中的几个。注【3】古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伴随人类文明史走过了数千年，今天回首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亦即，是物质文明带给了人类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第一个命题并不成立，其实，物质文明并不能保证精神文明；而其逆命题，亦即第二个命题倒是成立的，即精神文明带给了人类物质文明。后者由古希腊的历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证明，而前者，也许华夏历史上很多时代都可以提供反证。华夏本来推崇遁世的独善其身和入世的兼济天下，如果你不想掺和世事，那么你就与世无争，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想改造社会，那么你就积极投身其中。本来这两种都是可取的生活态度，而在华夏社会中却往往成了反社会的行为——遁世的自私自利和入世的仇恨他人。自私和仇恨成为了华夏民众最具特征的社会性格。而物质的进步似乎并未产生正面的影响。

富裕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德行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长足发展，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然而，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修养普遍提高了吗？你看看那些比较富裕的有车阶层，他们的道德水平可能会让你吃惊的。在中国，如果你曾在夜间开过车，你一定领教过迎面而来车辆大灯的刺眼，如果你是行人，你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那是因为司机开了远光灯，如果开的是近光灯，就不会晃眼了。我一直不理解中国司机开远光灯的心理。其实在市区，行车开近光灯足够了。开了远光灯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但这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不便。但这似乎并不在那些司机的考虑范围，只要他自己方便，别人的不便就不予理会。如果对方也是国人，他也毫不示弱，把自己的远光灯也开得大大的对着干。于是在这样阴暗心理作祟下，城市夜间街道一片刺眼的光明。有人还有更毒的招，自己把大灯的角度稍稍向左调偏一点，这样远光灯正好照在迎面而来的车上。这正体现了国人的信念和心理，“损人才可利己”、“利己必须损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成功不仅是由自己的收益来衡量的，而更是用别人的损失来衡量的。自己收益了，还不能算成功；同时要别人损失，这才是成功。我在国外开车多年，从未在市区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意把远光灯打开。有时有人误开了远光灯，通常迎面驶来的车会给予善意的提醒，一次轻轻的鸣号，就能让司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立即关闭远光灯。哪怕是在夜间漆黑的高速公路上，只要有迎面来的车，或者接近前方的车，也没有人开远光灯。只有在视野里没有别的车的情况下，驾驶员才有可能开启远光灯。我在国外习惯了，即便在高速公路上开几百公里的夜路也不开远光灯。久而久之，几乎忘掉了远光灯的存在。回到了中国，才知道此地原来如此热衷远光灯，如此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十字路口由于不同方向的车抢道而被堵死。当碰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坏了的情况，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车辆就会很有规则地轮流行驶，根本就不需要交警，道路不会堵塞。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如果碰到以上情况，交通规则便自动让位给丛林法则。如果南北方向的车在行走，那么后面的车就紧跟不舍，一辆接一辆，绝不给东西方向的车一点点机会。于是东西方向的车也绝对不示弱，也向十字路口逐渐挺进，试图把正在行驶不肯让路的南北方向的车队顶断，从而自己可以通行。这时，南北方向的车队会逐渐由直线变成曲线，就像一条被东西方向的车队顶弯的长龙，但还是要竭尽全力试图在东西车队首辆车的前面通过。南北方向的车队的行为使得东西车队的通行迟迟不能进行。最后，东西方向的车队终于慢慢顶断了南北车队的长龙，开始通行了。此时他们就会重复刚才南北方向车队的做法，每个人都抢着在南北车队的首辆车前通过，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让了南北方向车队的首辆车，那么就要等待很久。因此，在中国，十字路口被堵死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旦红绿灯失灵，就非交警不解决问题。而车多的时候，就是有了红绿灯也不解决问题。在西方，大家的共识是“既然我走不了，那么你就先走吧。”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人们往往这样想：“既然我走不了，你也别想走。”本来东西向的路并不拥挤，只是南北向堵塞了。此时在西方国家的话，即便自己是绿灯，但尚未进入十字路口的南北向车会停在白线处，把十字路口留出来。这样当红绿灯切换后，东西向的车就可以照常通行。但是国人就不一样，此时南北向的车在自己绿灯时争先恐后地进入显然无法再前进的十字路口，把十字路口堵得死死的。本来堵车仅仅是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东西方向也堵上了。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中国常驻，见到我也谈到了在中国开车。我说在中国开车很难，他很有同感：“中国司机无视别人的存在。”他说得很婉转，但是我看得出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司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仅北美和中国有如此大的差别，在欧洲，甚至东欧，也一样。我在2007年驾车从西欧开到东欧。那是一辆租来的欧宝，车不错，但是其离合器的行程特别短，经常让我感到启动不平稳。我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苏黎世，没有走平坦的慕尼黑，而是选择了比较困难的阿尔卑斯山脉，顺便可以经过举行过三次冬季奥运会的茵斯布鲁克。在一段山路上碰到了前面修路，原来双向行驶的路关了一半，临时变成了单向行驶。于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就要在等到反方向的车行驶过来一段时间后才轮到行驶。正好是上坡，我启动连续三次都由于不熟悉离合器而灭火，至少耽误了20秒的时间。我走不了，后面的人也不能走。整个过程，我后面的车没有任何鸣笛或者表示不满，指挥车辆通行的修路工人也很理解。我最后终于适应了这个离合器，驾车驶过他们身边时向他们挥手致歉，他们也挥手，示意没有关系。此后几乎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里就是很鲜明的和在中国的遇到的情况的对比。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司门口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准备驶入繁忙的天目山路。我按照西方的习惯等待安全时机驶入，从而主要街道上行驶的车不必刹车避让。我后面一辆车上的一个人大声骂骂咧咧，嫌我不直接就冲进去，我干脆下车走过去问他，你想让我干什么？这个一脸横肉的人也不出来，缩在车里呲牙咧嘴。他的车好像是什么高档车，但是他那副嘴脸可就太低档了。我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要稍稍让一下别的车，就会招来后面的司机的喇叭甚至谩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着急什么？他们到底在愤怒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当没有人可以作为他们抢先的目标时，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慢慢吞吞的人。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奴才”性格，读者可以在那里寻找答案。这些实质上蜗牛般的人所表现的急不可耐的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效率变得更低。一次我从杭州西郊开车回城，突然发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后来就都停了下来。而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驶过来。显然是在前面的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使得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前进。可以想象，在事故点的另一方的车辆，他们看到的左侧也是空空荡荡的公路。如果在国外，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地等待前面的问题处理完毕，绝对不会有人利用左侧的逆向车道或右侧的路肩行驶。但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司机都把自己的车开到了左侧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和右侧的路肩上，向前开去。当然他们开到了事故发生地也就无法再向前开了。而事故点另一侧的司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事故并不大，很快就被清理了。但是，这时却面临比事故本身更大的难题：事故点两侧公路都排满了车。西侧，本来双向的车道都被由西向东的车辆占据；而东侧，都被由东向西的车辆占据。于是事故两侧的车面对面地对峙了起来，谁都不可能走了。这样的状况比刚才事故造成的堵车要大数倍。最后花了巨大的人力和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人为的事故清理掉。由急不可耐到事倍功半，整个社会都在为这样自命不凡的“聪明”和罔顾他人的自私付出代价。

无与伦比的中国式自私在欧洲和北美开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民的素质。北美的高速公路限速比较低，因此开车不需要很费神。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高速公路限速很高，甚至不少德国高速公路干脆就不限速，你的车能够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在德国高速公路开车一开始还真的不适应，在北美我一般保持120公里的时速，但此速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太慢了，只有卡车开得比这慢（卡车的速度是有限制的）。我后来逐渐习惯了160公里的时速，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不少德国人开的车嗖的一下就超过了我，我估计一些车的时速都在200公里以上。但是，德国那些不设上限的高速公路上事故率极低。我可以想象像德国人这样守纪律的应该事故率低。只是我在德国开车后才深刻体会到还不仅仅是纪律，更重要的是素质。我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不仅仅考虑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甚至连别人的方便都考虑到了。似乎每个人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其原则是：不妨碍别人超车，也避免让别人刹车。我在整个开车过程都不必刹车，也不必等待别人让我超车。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那些素昧生平以后也难以谋面的人彼此似乎是配合默契的老朋友。这只能解释为一种社会公德，一种整个社会都持有的价值观。我去过德国几次，德国人并不十分友善，也缺少微笑，但是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正直。在德国开车我根本不必担心在中国开车所要担心的任何问题。那些在车里的德国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公民。我从布拉格开车到德累斯顿，去看这座在二战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我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很小的餐馆吃午餐，没有几个顾客，服务员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厨师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坐下来要了很简单的午餐，她也给了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一份更加简单的午餐，还对我说不好意思，怕她的女儿打搅了我，说是由于她的女儿今天不上学，所以就跟她到这里来了。由于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和她简单聊了几句。这是她自己经营的餐馆，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现在那些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他们富裕。但是他们平和与真诚的态度，我很难从陌生的国人那里看到。我知道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和我默契超车和让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德国人。他们从风驰电掣的奔驰、宝马、奥迪和大众车走出来后，就是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后面有一辆车迅速逼近我。当此车超过我的瞬间，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哥们这么猛，原来是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在中国，任何时刻在任何高速公路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一辆速度不高的车呆在超车道上（左车道），它既无超车的速度亦无超车的动机。这也罢了，有的车变车道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甚至蔑视别人的存在。他们在车头刚刚超越你的车头时插到你的前面来，这必然导致你煞车，否则就撞到了他的侧面。他显然认为他有权利这样超到你的前面，这是他的“权利”，而你的权利，他是绝对不会顾及的。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心态，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车语却在中国和西方的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车同时到了一个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狭窄路口，此时，一辆车的大灯闪动了几下。如果在西方，那么它的意思是“你先走，我让你”，但是在中国，其意思就是“你别动，我先走”。完全一样的信号，却被驾车人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因为我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同样看到司机闪动大灯示意让对方先行。同样的信号，在西方是自己停下让别人先走，在中国是让别人停下要自己先走。此车语果然有中国特色，这刺眼的自私心态，在对比之下，更加瞩目。在中国开车，如果你从后面不小心碰了前面的车一下，那么你就倒霉了。我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在繁忙的道路上，前面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开得很慢，我也及时煞车了，但是还是轻轻地碰到了前面那辆车子的后保险杠。我急忙下车说对不起，对方连一句的客气话也没有，明明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喳喳呼呼，说要赔多少钱。此人衣冠楚楚，还有一个随从，但是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又像一个地痞。最后警察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就说让我们自己解决。我让公司的司机和其他人来代替我来解决，我自己必须赶去开一个会。后来他们告诉我，还是给了那个人几百元算了。同样的事情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遇到过，结局却截然相反。2008年2月的一天，我开车上班去，下雪天路面很滑。我看到前面的车煞车了，我也煞车，但是车还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最后撞在前面车的后保险杠上。我赶紧下车，对方也下车了，我说“很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的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看看你自己的车。”一般这样的碰撞，前面的车的损伤一般比较小，而后面的车比较严重。我看了我的车后说：“其实也没有问题。”当我再说“对不起”时，他说“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路实在很滑。”接着他说“Have a nice day!”（祝你有好的一天），潇洒而去了。这并非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一次我从McGill大学的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倒车出来，突然听到后面大声喊叫。我赶紧停车下来，原来是有几个学生开车正从侧面驶来，被我倒出来的车碰上了。煞车还算及时，但是我的车后保险杠还是把他们车的侧面碰出了一个凹痕。我赶紧说对不起，然后准备把事故报告写给他们。这是加拿大的常见做法，如果出了事故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把事故的实况记录下来，互相签字，然后寄给各自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理赔的。至于谁的过失，那么大家一般也会达成共识，由保险公司来最后判定。这样警察就不必来参与一些很小的交通事故。这时，其中一个高个的小伙子说：“你得赔我们很多的钱。”我说：“你记下我的驾照，我给你事故报告。”那小伙子笑着说：“我在开玩笑呢。算了，其实我们的车也有很多的凹痕了，多一个也无所谓。”我说，那我赔你们一些现金。他们说：“不，不，没关系。”他们车里有一大堆人，大概有五、六个，肯定是假期出来玩的。在中国的话，这么多人碰到你一个人，又是你没理，肯定就把你吃定了，不让你赔个够是不可能让你走的。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对比：一边是一些加拿大的穷学生，一边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国人；一边是车侧面可见的撞痕，一边是保险杠上无法判别的痕迹；一边是友好的处理态度，一边是气急败坏；一边是宽容和谅解，一边是无理的索赔——可见人的素质和财富，并无必然的关系。注【1】希腊人的日常生活
注【2】见《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注【3】更多的理由，见拙著《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司机对于中国的司机，非用“卑劣”便不能形容他们的行为。这当然是从统计上如此，而非每个人都这样。之所以在这里列举和对比了这么多司机的德行，乃因他们是中国富裕的代表。当今在中国，有车一族就是有钱一族，但却非有德一族。如果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德行，那么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2008年我在杭州的一个楼盘交房的时候看到这样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可以买得起那里房子的应该是相当有钱的人了。面对一个女职员未必妥当的回答，那男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女职员大骂。也许他觉得那个女职员对于他这样可以在这里买得起房子的人太不恭敬了。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就对那男人说，对女士你不必用这样大的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大吼，他的儿子也声嘶力竭地帮着吼叫。那情景实在是让人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感到惭愧。也许我们可以说，尽管有部分暴发户的修养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出国见过世面的国人应该好多了。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仍然未可乐观。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下飞机后准备入关，人们都很规矩地在排队，而有国人在排好的队伍中间穿插，闷头走到前面去。后来有一个老外看不过去，就说：“你如果真的有比我们更急的事情，那么你就继续往前走吧。”这时此人才停了下来，看来这个人听得懂英语，受过高等教育，他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没有强制和有力的制约下，他的社会公德和道德准则没有起色。2008年，就在中国从希腊点着奥林匹克的火种不久，我从雅典飞巴黎，同飞机有好几个国人，估计他们是到雅典来旅游的。上飞机后，他们坐在我的前面几排，接着我就听他们说位子被别人坐了，好像是要去要回来。有一个人过去对坐在前几排的一个西方女孩子嘟囔了几句，那女孩没有理会他，不知道是那个女孩子听不懂他的英语，还是她在专注别的什么。于是这帮人就开始用中国话骂了起来，说这个女孩装傻，在中国可以听到的国骂和脏话不一而足。一群男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沉默的女孩子，我觉得实在过分了。这时，这个女孩似乎意识到他们是在说她，显然她检查了自己的机票，起身走向后面，同时用相当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对那些国人说：“粗鲁”。刹那间，那帮国人鸦雀无声。这个女孩子显然是看错了自己机票上的位子，坐错了。这样的事情，很体现国人的心理，一种仇恨和恐惧的心态。他们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坦然来面对和解决问题，于是就剩下在小圈子里谩骂的勇气了。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的谩骂，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慷慨激昂的，也许只有这样，才宣泄了他们满腔的仇恨，掩饰了他们内心的恐惧。我看到那个女孩子走过来坐在我这排另外一侧。毫无疑问，那些并没有这样心态的国人最终也被别人看作是一丘之貉。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作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徒劳的，行为胜过任何语言，而解释只能被看作开脱。如果众多国人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么所有国人最终也是牺牲品。当国人在国外被冷眼相向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指责那是种族主义，而应该反思自己的普遍行为。正是因为普遍低素质的行为，导致了别的人群对于国人的“偏见”。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种“偏见”的话，也必须说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公正的偏见”。和那些“有车一族”相比，那些必须自己挤公共汽车的人整体德行也如出一辙。在公共汽车上那些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没有残疾的男人，在看到妇女怀抱小孩，老人颤颤巍巍，居然也不知羞耻地稳坐自己的位置不动，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有的更是装睡。这样的男人，在西方绝少看到。在这里，我要向中国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向老弱病残妇孺者让座的人致敬，他们并不富裕，也为数稀少，但是他们看似不起眼的点滴行为是中华民族道德暗夜中的烛光。

低下的社会道德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更糟糕的是，向北京市区供水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道秀丽的景观。两岸巨树参天，默默地守护着18.5公里的水渠，将洁净的引用水从密云送往京城。然而，这1200多棵巨大柳树却被生活在附近急于脱贫致富的人们砍伐殆尽。同时，为了生活方便，他们每天把垃圾倒在饮水渠边，堆积如山。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全然无视这就是下游人们的引用水源。最后有关部门被逼无奈，以毒攻毒，用铁丝网把水渠全副武装起来。如果在中国坐过电梯的话，你就一定会深有感触。当你向一部电梯走过去，而电梯的门刚要关上，如果这时里面有人看到你奔电梯而来，他显然在拼命按键，那么他一定是在按关门键，好把你关在外面。你在电梯里也见识过如此行为，当看到电梯外面有人向电梯奔来，就会有人拼命按关门键，试图把奔来的人关在外面。那按键之急促、次数之多，足见其心理之阴暗。相反，我从来没有在西方看到这么缺德的举动，而是，在看到外面还有人向电梯走来的时候，电梯里的人会按一下开门键，好让想搭乘电梯的人赶进电梯。他们在按键的时候都仅仅按一次，就安静地站在电梯里。他们在电梯里会互致问候，如果不说话，就用微笑。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试图把正在向电梯走来的人关在门外，但是在中国，却每天都看到。而在那些搭乘电梯的国人中大部分是一些城市白领，是一些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和薪水比较高的人。我在国内每天都看到这样卑劣的人和事。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试图把他人关在电梯门外时的理直气壮。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自私和卑劣的，这才是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在中国，你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前面一个人推开了或者拉开了一扇门，在你即将到达这扇门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你，但是仍然只顾自己走了。而你就会面对一扇在弹簧作用下狠狠关上的门。我曾经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和我有同感。我曾经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手里端着东西，而她前面是一个男的，那个男子把门推开时，那位女士距离他已经很近了。结果那个男人视若无睹，把手一松，门狠狠地迎面打向那位女士，把她手里的东西也打翻了。而前面那个男的也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但是头也不回。在西方，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会在打开门后径自走掉。他们绝对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是否后面有人跟上来，只要他们看到后面的人距离不是很远，肯定会用手维持门的开启状态，从而使得后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而不必重新开门。特别是男士，这个时候更特别注意。国人的“争先恐后”是我走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尚可用物质贫乏来开脱这样的行为，但是目前在中国富裕的城市里，那些富裕的人们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令人十分困惑。难道物质富裕真的就可以自然导致精神文明吗？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俄国一度陷于经济困境，很多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排长队购买，甚至连面包都需要抢购。然而矗立在寒风中的人们沉默而安静，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的气温，一排就是好几个小时，队伍丝毫不乱。俄国还称不上西方，但是和中国比起来，一切都成了西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于中国。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这些令人难堪的情景，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缺钱，还是缺“德”？应该不言而喻。可能还有比“缺德”更为深层的理由。一些平时尚可的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也很令人难堪。国外大学的快餐厅通常卖一些非常简单的食品，同时供应一次性的餐具和纸巾。我在校时一般中国留学生都很节省，很少买快餐，毕竟那还是不便宜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一些平时很老实节俭的国人，拿了很厚的一叠免费餐巾纸，吃一口，擦一下，吃一口，擦一下。而他们自己家里却是不买餐巾纸的。我感到很惭愧。那些纸巾本来仅仅是给买那些午餐的人准备的，如果大家都不买午餐却使用纸巾，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出呢？相反，和我同一个导师的一位法国同学，他是买快餐吃的。他也拿餐巾，但是只拿一张。一边是自己不买快餐、家里不买餐巾纸的却大肆浪费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一边是自己买快餐、家里有餐巾纸的却节约别人的或公共的餐巾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令人深思。加拿大也有穷人，但是总的感觉是，他们穷得不一样，不仅仅是收入，也在行为。我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顺便把我平时积攒下来的饮料瓶拿去做回收。回收是给钱的，每个5加分。我拿着这20几个饮料瓶到了超市门口一看，太不巧了，在唯一的回收箱口，有一个捡破烂的人拉着至少两个巨大的塑料袋在那里一个一个往里扔。回收机只有一个小口，你塞进去一个，它就自动压扁一个存在里面，然后记录下来。最后会打出一张收据，你可以凭此到超市当现金使用或者提取现金。我想，他至少有好几百个这样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我想把我的也给他算了，增加了他的收入也省了我的时间。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按了“结束”的按钮，取出收据，对我说：“你先来，我还有很多。”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匆匆把20几个瓶子扔进了回收箱，拿了收据对他说了谢谢就进了超市。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我的瓶子送给他，对自己刚才对他的看法感到惭愧。显然，人的精神境界并不由于物质贫穷而低下。当然加拿大的穷人也有懒的，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啤酒喝，却不想找工作。我读博士的时候在我的住处附近经常碰到一个小伙子向我们这些穷学生要钱，说是要去买一杯咖啡喝。我对他说：“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咖啡喝，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工作也找不到吗？”他不愿意回答我。但是他们人都不坏。在中国，类似把窨井盖偷走去卖废铁，造成小孩子掉进窨井里身亡的事情屡屡发生。这样缺德的事情，在加拿大是没有人干的。就是再穷，也不会干这样的勾当。在加拿大，有人抢银行，但是没有人干这种非小人不会干的卑劣勾当。他们可以穷得很无奈，但是一般不会贪得很卑劣。他们中有坏人，但是少有卑劣小人。反观中国，某些达官贵人的贪得无厌并不由于他们腰缠万贯而有一丝的收敛。其实，贫穷未必会导致素质低下，而富裕也不会导致品质高尚。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滥用，实际上已经败坏了这个源于古希腊很有独到见解的哲学思想。偏颇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无所适从，一会儿，所有的穷人都是好的，所有富人都是坏的；一会儿，只要社会富裕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过去的荒唐年代里，同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本来可以对世界构成更加完整和全面看法的哲学思想堕落成了“唯利是图”和“权威迷信”。于是欢庆节日也缺少了社会公德。春节期间放鞭炮，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习俗。从春节前几天开始到正月十五，整个华夏大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失火频频，伤亡惨重。这个风俗没有得到禁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对于鞭炮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感情。每年春节前后眼睛受伤的人，特别是儿童，多于全年其他时候的总和。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焰火而失火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春节期间各个大中小城市里硝烟弥漫，夜不成寐，甚至驾车都看不清道路。但是即便这样，这个陋习却年复一年，有增无减。半夜两点三点都可以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后来知道，这些人在半夜三更和凌晨放鞭炮是经过皇历计算的，亦即，他们从皇历上或者算命先生那里得知，在这个特定的时辰放鞭炮，就会使得他们来年财源滚滚。且不说这样的算命有什么根据，但是如此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缺德，除了在中国都难以见到。我在加拿大的公寓楼里，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大意是：我是你的邻居X楼X座XX，本周六晚上我有一个聚会，来的朋友大概不少。我们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噪音，但是由于人多也难免会比平时嘈杂。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如果有不方便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聚会将在大约晚上12点以前结束。谢谢你的谅解。（署名，电话）这样的姿态和礼貌，在加拿大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和自己一样都具有同样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在西方从小教育，深入人心。每次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国人的做派，他们一旦有了自由和权利，就不顾甚至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实在令人惭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礼仪之邦”堕落到如此的境地。如果在社会风气比较好的国家待过，你会对这样的一些国人的行为非常厌恶。他们也许不是什么坏人，但是他们阴暗和卑劣的心理却由于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举动表露无遗。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可想而知。社会风气差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需要政府出面重塑价值观，“八荣八耻”的口号贴满了火车站等各公共场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些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竟然需要广而告之，宣传再宣传。这样到处张贴的效果如何？亦未可知。

把仇恨当作美德和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许多国人说自己“太善良”、“太正直”，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居然大多数还如此自我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估计每个国人都听到过周围的人说“人善被人欺”。其一，说的人觉得自己很善良；其二，说的人深信善良是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三，说的人觉得自己不该善良。这样的心态，加上过去一直的仇恨教育，“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样板戏的唱段家喻户晓，仇恨也就深入人心。于是自私和仇恨，成了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在近代的华夏，自私和仇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各个阶层和众多灵魂。而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太善良”，于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如此自私和仇恨必然进一步降解国人的道德和劣化国人的行为，广泛的不分阶层的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官僚的腐败不必我多举例子，看看那个身居高位的药监局长就可以理解了，而民间的腐败正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反过来又成为社会道德进一步败坏的基础，以至只要手里有一点点权利就要用来进行腐败。中国工厂的产品在出运给国外的客户以前，会由国外客户指定的机构派人查货，检验按照科学的抽检方式随机抽检一定比例的数量，如果在抽检的产品中问题超标，那么就必须返工甚至不可出运。由于服装是手工制品，因此不完美是肯定的，要找一些问题就太容易了。于是查货员手里就握有产品的生杀大权，他们也很明白这一点。这时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和来自大陆的查货公司的雇员的表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比例的大陆查货公司的人员会用手里的权力要挟工厂行贿。如果工厂不给好处，他们就设法让查货不通过。很多时候明明产品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指把已经缝在衣服里的线头抠出来算作一个问题，这类问题数量超标后，产品就不能通过。如果工厂行贿使得他们满意，他们会“让我再看看吧”，然后更改查货结果，让产品通过。他们通常并不会让质量严重不达标的产品由于受贿而通过，毕竟，客户在货物抵达他们仓库后还要检查，因此他们不想由于受贿而丢掉自己的工作。（毕竟失去了这个岗位，以后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他们的做法是在本来可以放行的产品上做文章，要等到工厂行贿后再放行，否则不予放行。因此他们比那个药监局长还是要好一些。而来自香港的查货公司的雇员就很少会这样。他们比较把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货物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行的他们也不含糊，他们也讲人情，但是通常不受贿。至少不会由于是否塞给他们钱而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不幸的是，大陆的工厂通常都屈服于大陆查货公司人员的淫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外公司的管理层也对此毫无办法，与其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而使得那些查货员变本加厉，倒还不如就逆来顺受，付一些贿金算了，毕竟这些贿金和重查的费用比起来也相仿。正是这样的心态，查货的行贿受贿在大陆极其普遍。工厂一般都明白，大陆查货员少有不受贿的，而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查货员就少有这个问题。如果中国不在公民素质和社会道德的深度进行改进，将出现道德的“沉船效应”。所谓“沉船效应”就是一艘大船在沉没的时候会引起周围水域的巨大反常，以导致周围的船只都受到影响甚至沉没。中国普遍的道德低下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外国公司，有的是很有声誉的，比如西门子，也不得不使用行贿的手段以避免他们的产品无法销售的危险。随着中国和国际的越来越多的交流，国人在道德上的缺失已经开始形成了道德的“沉船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以外地区被动的道德降解。在中国蔚然成风的假话、假货和贿赂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沉船效应”中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面子工程也在起着极坏的示范，在中国用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会金牌丰收的成果下，有的国家也在考虑是否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办金牌体育。这显然是一条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歧途。我希望西方绝不学习这样的举国体制，因为这已经不是体育，其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在现实空间的国人素质如此，那么在虚拟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大陆的体育记者，在博客上号称自己如何和几个老外辩论，结果她所举例子是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辩论”。由于此司机的政治观点和她不同，此记者就下结论，那些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机要比这个白人司机和气得多，下车时她还给司机扔下一句话，“将来我不希望看到你向我讨啤酒钱”。我想，你干嘛不去北朝鲜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去采访，来美国干什么？我不知道此女记者在虚拟空间的“英勇”是如何虚构出来的，但是她把现实中的仇恨带到虚拟空间的努力却不容置疑。于是在虚拟空间也充满了仇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上的那些讨论，如果意见相左，那么接下来就不是什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谩骂了。华夏的“泼妇骂街”，是世界一道少有的“风景线”。每人都肯定看到过骂街的情景，其实那些“泼妇”绝非仅仅女性，用“泼妇”这个词其实有性别歧视，因为“泼夫”也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不逊色。网络的发达使得很多这样的“泼士”（这不带性别歧视，男女均可）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国人在虚拟空间的辩论于是必然升级（或者说降格）为骂街。谩骂和恐吓，揭示了国人的仇恨和无奈。物质的进步，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并没有带来素质的提高，而只是把现实空间的骂街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所以，不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良好的精神环境。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得那些在现实空间的“泼士”变成了虚拟空间的“泼士”，也许形象和声音被虚拟了，但那低下的精神境界，丝毫未变。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国人的仇恨一定是后天获得的。如果一点点的观点不同就要如此杀气腾腾，那么真的关系到权力那就必得你死我活了。所以在华夏没有仁政。我经常会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后林肯的著名葛提斯堡讲演和对于战败的南方的政策。胜利的北方（联邦）没有对失败的南方（邦联）进行报复，南方军队的高层没有任何人被作为战犯受处罚，李将军仍然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受到南北双方的尊敬，南方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战争结束意味着一切争端都成为了过去，南北方的人们都是平等的美国公民，每届美国总统还为阵亡的南方将士献花。这样的理念和胸怀，不禁令人唏嘘。因此在西方的互联网论坛上，绝少“骂街”的，一些争论堪称激烈，但是大家就事论事，绝无人身攻击，很多争论充满了幽默感。幽默感源于平和的心境和乐观的态度，如果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则幽默无从谈起。自私和仇恨直接消灭了国人的幽默感。仇恨满腔必然导致幸灾乐祸，当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很多国人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当自己遭受自然灾害时，却寻求发泄对于别人的仇恨。只要谁表达哀痛不够，就起哄仇视别人。而他们对于真正的救灾，是绝不感兴趣的。“阶级敌人搞复辟，雹子下进了棉花地。”这一毫无逻辑可言的仇恨表达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把天灾都归罪于人祸，这些替罪羊当然是无权无势的弱者；同时把一些人祸都归于天灾，这些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显贵。恨天恨地恨别人，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华夏天昏地暗，人人仇恨满腔，个个自私自利。煽动对外的民族仇恨，鼓噪对内的阶级仇恨，这是国人过去的一贯做法。我希望这样的愚蠢和不理智应该在中国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但是，不，他们仍然在继续。如果不加以教育，甚至会愈演愈烈。物质的富裕真的必然提高民众的素质吗？看看中国今天相对富裕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有钱和有德根本就是两回事。央视宣传公益精神的广告堪称做得不错，然而什么样的公众需要被告诫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就差告诫“不要随地大小便”了，其实这也应该宣传，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如此宣传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道德水平的低下。一个自封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是对于“礼仪之邦”之名不副实的坦白了。但是，这样坦诚的勇气总比掩耳盗铃要好得多。我相信华夏存在过没有以上令人深恶痛绝的问题的时代，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更早的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一定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一定有过充满谦谦君子而绝少卑鄙小人的年代，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裕。于是我们再次肯定，物质的富裕程度绝不能决定社会道德的高低。我绝不认为贫穷会使社会更加合理，更不认为贫穷可以使人更加高尚。但我同样不认为腰缠万贯就可以导致好的德行。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高尚的人们会使贫穷消失，而一个仅仅是富裕的社会和一群脑满肠肥的富翁和权贵并不能使得社会变得高尚，甚至恰恰相反。我们未必能够找回那个曾经在物质上清贫但是在精神上高尚的时代，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公益”和“善良”，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华夏积淀了太多的“自私”和“仇恨”。于是，我们知道应该在现在和将来做一些什么。让我们坦承和直面这历史积淀吧。进步是从正视现实开始的。

不择手段——成了生存原则手段的卑劣必定决定了目的的卑劣。——作者不惜代价以达到目的已经成了当今社会的管理准则。比如，举国搞奥运，金牌第一；全民搞GDP；不惜代价维稳；不惜代价扫黄打黑。在这些看似正当和冠冕堂皇的目标背后，是不惜代价的途径。但是，什么是需要不惜代价的？这些目的都不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因为，只有人的权利和价值是可以不惜代价的，而它们绝不应该成为别的目的的代价。而问题是，这些终极的价值和权利却成了其他目的的代价。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这是一个不惜世界上别的地区的人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典型行为。由于这仅仅直接损害了国外的劳动力的利益，因此在中国没有受到任何主动的关注。直到西方对此强烈反应后才有所收敛。但是，在中国民间，这样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依然普遍存在，甚至在一些领域愈演愈烈。如果检查每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使用的软件都是盗版的。实际上，离开了盗版软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立即就会瘫痪。因此，中国的GDP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盗用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我敢不夸大地说，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基本上都是盗版的，那些办公软件也都是盗版的，绝大多数专业软件也都是盗版的。我们公司曾经在2005年左右买了一个正版的Lectra软件。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也为此失去了一部分竞争力。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正版要花费数万人民币，别的企业使用的盗版仅用5%的代价就可以搞定。Lectra是欧洲开发的一个服装设计和打版软件，在中国的应用很普遍，很多服装企业都有这个软件，因此其在中国的销量一开始还是很好的。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国人解密，以低价泛滥到市场。而那些后来贩卖盗版Lectra软件的人有一些就是那些曾经受雇于Lectra中国公司的雇员。他们了解了这个软件的细节，从内部搞到了解密的方法，然后辞去公司的职务，开始了贩卖盗版软件的生涯。他们卖的盗版软件功能和正版的一样，因为本来就是从正版拷贝来的，而价格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他们得来全不费工夫。比如一辆汽车要卖十几万，而偷来的汽车卖几万就可以盈利。如果说偷汽车还有一些风险，还需要一些成本，那么偷软件几乎既无风险又无成本。偷到了一个，就可以复制任意多份，成本实际上为零。于是，现在的Lectra公司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彻底败给了盗版行业。这样的偷盗行为在西方是被人唾弃的，但是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几乎任何卖电脑的都会给买电脑的装一些盗版的常用办公软件，价格极低。这个行当如此泛滥以至正常的销售根本无法进行。如果你不能为你的顾客装盗版办公软件的话，你就不会有生意。这种偷盗行为在中国是由买方和卖方共同参与的。买方图省钱要盗版软件，卖方牟暴利提供盗版软件，双方一拍即合，从这样的偷窃行为中获得了利益，而损失的是西方工人和企业的利益。这样的海盗行为在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政府的默许。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宗旨下，不惜代价以发展经济成了可以践踏任何道德法律的借口。政府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堵塞任何不良的信息进入中国，但是却声称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无能为力。这显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动机，甚至是纵容这样的海盗行径。中国税务局的权力之大，令人恐惧。它们可以像追捕罪犯一样进入任何企业，可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封锁企业的文件和保险箱，可以搜查企业的电脑和文件柜。在中国，税务局实际上是把企业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而往往惩罚的是那些利润极薄而千方百计省钱的企业，而那些背景强大的企业就网开一面了。但是，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径，却止于表面文章。那些轰轰烈烈的用压路机碾压查货的盗版光盘都是作秀而已。这些噱头根本就是做给西方人看的，谁不知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只是做做样子。我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有效行动制止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我在中国的企业经常被政府查账，而从来没有被检查过是否在使用盗版软件。中国企业和个人盗窃西方知识产权还不仅限于盗用软件，还有更加直接和卑劣的办法。我和德国的Wittenstein公司的CEO有过几次谈话。他对中国企业的盗窃知识产权的行径有第一手的经历。他的公司曾经在中国销售他们公司首创的电梯，一开始生意很好，但是后来中国公司照抄后，就没有人买他们公司的电梯了。理由很简单，他们是首创的，开发费用很高，而抄袭却不要成本，当然可以低价销售。这位CEO在Wittenstein公司有一个专利，当初嘉陵摩托来找他们合作，德国公司也按照要求给嘉陵公司打样。但是当样品车做到第50辆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原来，嘉陵公司已经抄会了办法，就把德国公司甩在了一边。他说，嘉陵后来按照他的专利生产了50,000,000摩托车，但是却一分钱都没有给过他们公司。他还告诉我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另一个德国公司，是Wittenstein的竞争者，在中国沈阳开了一个分公司，雇用了一个总经理。后来居然发现这个总经理把德国公司的专利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注册为自己的专利。而且还在武汉开了一个工厂，用德国公司的全部信息在那里背着雇用自己的德国公司生产同样的产品。他把一部分业务介绍到了这家武汉公司，而这家武汉公司只知道他们生产的产品是这个中国人的专利。尽管此人后来被德国公司发现后开除，但是此人靠着偷窃德国公司的资料和专利，已经“名利双收”。尽管在德国人那里声名狼藉，但是在中国还是“名利双收”。“发展是硬道理”，听起来不错，但是以什么为代价？以什么为途径？难道也包括抢劫和偷窃？这样的损人利己，这样的损害西方国家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总是不道德的吧？我可以为中国过去的一些海盗行为辩护，因为那时贫穷没有外汇。但是现在国家有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民间也不再是买不起软件，如果还在盗版，这恐怕是不正常的，如果还在纵容这样的海盗行为，则更加不道德。那些直接盗窃西方雇主的行径，则更像家贼，恐怕就更加卑鄙了。

不惜环境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在损害国外的企业和工人的同时，我们也在损害着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有目共睹。这并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却很久以来被刻意忽视。其理由也是为了发展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可以用环境来做代价？当然环境污染本身也许给今后的GDP增加了一个发展的空间。如果我们把水都污染了，那么生产纯净水就是一个可以创造很高GDP的产业。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瓶装水的销量突飞猛进。从消费无偿的天然水资源，到消费极其廉价的自来水，再到目前消费相当昂贵的瓶装水，与水的消费有关的GDP显然增加了数百倍。但是，这是进步还是破坏？如果我们把空气也污染到无法呼吸的程度，那么洁净空气的生产企业就应运而生，其GDP一定突飞猛进。我们把本来对GDP毫无贡献的洁净空气污染成了无法呼吸的肮脏空气，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创造一个有很高GDP的纯净空气产业。这必然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因为每个人无时不刻都需要呼吸。当我们家家户户人人都不得不购买供呼吸用的洁净空气，可想而知这个产业将会如何促进GDP的增长。从对GDP毫无贡献的免费空气，到对GDP巨大贡献的昂贵空气，这个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看看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不得不忧虑这样的担心恐怕绝非杞人忧天。我从温哥华起飞，整个飞行过程都可以清晰看到海洋或者陆地，但是到了接近中国大陆的东海，飞机下面的景色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进入中国陆地后，很少有机会看到清澈的景色。如果从多伦多起飞，越过北极飞往中国，那么一路上也是清澈的，北极自不必说，到了俄罗斯境内也非常清澈，但是到了兴安岭和内蒙古开始就变得浑浊起来。上海杭州和整个长江三角洲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重工业的地区，但是空气质量之差，令我怀疑这污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在杭州只有很少的时候可以看到蓝天。不管有关部门作何解释，空气质量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我在杭州的公司的办公室距离保俶塔的直线距离不足1500米，但是居然经常连保俶塔也看不清楚，有时甚至完全看不见。每次从中国回到北美或者欧洲，就如同从混沌回到了清澈。鉴于美国驻华领事馆的对其周围的空气质量检测和公布，P2.5这个本来不为国人所知的空气质量重要参数不仅成为了国人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而且中国也开始采用了这个标准。北京和整个中国近年来的雾霾天气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GDP和生活质量之间并非有着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时会背道而驰。对于土地和河流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由于它们的被污染，农作物中重金属含量的超标已经不容忽视。这些被污染的产品进屋食物链，端上了国人的餐桌。对于GDP的不惜代价的追求是一种病态，而以环境为代价追求GDP更是一种犯罪。环境污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但消除却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有的环境污染甚至永远不能被消除。不过，于此相比，精神污染更是需要极长期的时间才可以被消除。

不惜道义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中国文化是有着基因上缺陷的，但是其基本的伦理道德还是维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文化上也同样不择手段。孔夫子塑像被请进天安门广场，后来又被请出了天安门广场。这也许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从“打倒孔家店”到现在遍布全世界的中国官方出资和张罗的“孔子学院”，这样一个轮回与其说是匪夷所思，还不如说是黔驴技穷和不折手段；与其说是弘扬了中华文化，还不如说是张扬了自己的糟粕。相比于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和环境污染，孔夫子的重新树立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民族不求甚解和不求真理的象征。不管孔夫子是否有好的德行，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孔夫子到底做了什么会被近代这样打倒，又捧起。如果我们需要给我们现在的行为正名，那么我们至少要对我们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所作所为，都在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抵御一种人类普适的价值，一种人类普适的精神。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孔夫子还是秦始皇，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既得的权力和利益。我们一直在防止精神污染，批判精神污染，但是我们所作所为恰恰是最大的精神污染。我们的一切宣传就是在维护一种利益，而这个利益并非人的价值和道义，而是一种对专制的服从。为了这个服从可以继续，必须践踏普适价值。在国际上的不惜道义而谋取短期利益，就是把中国人的钱去供养非洲和别的兄弟国家。以中国贫苦纳税人的钱去讨好第三世界，求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国内的不惜道义而谋取短期利益，就是国企，以及把农民工列为另册。

不惜法律代价以谋取短期利益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亦即，在这个社会中法律得到尊重。但是，在中国，法治的基础法律却成为了可以随意修改不予理睬的摆设。打黑意味着对社会恶势力的制裁。那么这样的制裁必须是按照法律进行的。不尊重法律的打黑，实际上只能是“以黑打黑”，最后难免“越打越黑”。消灭黑势力是民众的愿望，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民众对于法律观念淡泊，而对“青天大人”翘首以望，很容易就把打黑变成了破坏法律的手段。也许这样的破坏不是故意的，但是结果却是无可避免的。是否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消灭“黑势力”。实际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潜在的危险。这无异于一个黑手党消灭另一个黑手党，当一个作恶多端的黑手党被消灭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欢欣雀跃。但是，这样的消灭，无可避免地导致将无视法律合法化。如果无视法律可以是合法的，那么法律就没有了威慑。一个社会必将因此远离法治而走向人治，导致比黑手横行的更坏的结果。我很怀疑用不合法的手段“打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不要法治而取人治的环境。重庆的“唱红打黑”终于以薄熙来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了。但是薄熙来的垮台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他并不是由于他的行为相悖于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而垮台的，而是由于一系列别的理由。他垮台了，但是他的做法并没有终结。中国很多地方依旧在实行着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政策。湖南民间商人曾成杰的被秘密处决便是一例。而对网络敢言者的惩罚和清除更是这种唱红打黑的继续。宪政问题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这是法律的根本。但是在中国，宪法不是没有，而是从来没有认真实行。因此，宪政问题是最根本的法律问题。但是，为了利益，宪政就成了最大的忌讳。宪政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任何权力都必须在法律下运行。但是，正是这一条引起了利益集团的反感。对于他们来说，一旦他们的手中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那么就无法随心所欲了。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土地是个人的，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占极少量。但是在中国，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也就是政府的。于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在中国突然之间蓬勃兴旺起来。这就是和土地有关的产业。政府出售土地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些巨额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是给了地方政府的，于是地方政府特别热衷于土地的出让，导致土地出让金也由于利益所驱而越抬越高。不可避免地，中国的房价就一路飙升。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本来的面目“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鲁迅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作者

被刻意混淆的概念一个在中国反复被强调但同时又模糊不清的命题：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但是，什么是中国标榜的“集体主义”，什么是中国鞭笞的“个人主义”？在美誉“集体主义”和抹黑“个人主义”的漫长岁月中，国人其实很少质问它们到底是什么。慢慢地，华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亦即，集体主义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而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之上。整个社会褒扬前者为“天下为公”，贬低后者为“自私自利”。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定义下来，对立起来。但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定义完全不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这一词条作如是解：个人主义相信，所有的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所有的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义推崇自我独立、个人隐私和互相尊重的价值。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以及对于个人的控制，特别是由国家进行的对于个人的控制。个人主义认为，允许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其目的和方式是最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个人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即仅仅在立法和维持秩序，以及防止个人干扰别的个人。个人主义同时相信按照个人所希望的方式获得财产、持有财产和出卖财产。由此可见，西方的“个人主义”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公益、甚至伤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而是强调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和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其不允许任何个人以任何理由践踏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或牺牲他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样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如同维护好每一条支流的畅通洁净，必然成就了干流的滔滔清流。至于“集体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比较合理地可以把其认作凡事侧重于整体的利益，并不更微观地考虑组成集体的个人。因此，合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对一群个体的利益从不同角度的表达和考虑：前者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人出发，而后者从这个群体的全体出发。于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可以相辅相承而不必敌对的。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古希腊人作为个人的权利和作为公民的责任完整地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承的典范。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古希腊公民大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互相承认和相辅相成的典范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古希腊索伦（Solon）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个人独立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古希腊雅典政治家索伦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真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绝不应该对立。集体是个人的集合，而个人则是构成集体的元素。一个不弘扬个人价值的社会没有集体可言，而在一个失去了集体的社会中，个人也成了覆巢之卵。人类的社会之所以可以进步，就在于让每个个人的价值得以体现。但国人似乎不是这样理解的。华夏有一句非常误导的成语 —— “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应该彻底倒过来才对，“小河无水大河干”。 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是由小河汇集成的，当作为支流的小河干枯时，作为干流的大河就没有了澎湃。中国的河流也不例外，当长江浩浩荡荡入海之时，她已经汇集了无数的涓涓细流；而在黄河中途断流之刻，正是由于支流没有足够的水量汇入。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句错得如此彻底和显而易见的成语会流传得如此广泛和久远，并且被用来教诲人们。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国人在集体和个人理念上的误区。华夏文化中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和压抑源远流长，于是在华夏，既无培养古希腊式的个人主义的土壤，亦无形成古希腊式的集体主义的环境。于是，“公民”，这个产生于古希腊的同时表达了权利和责任、独立和人格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未存在过。于是国人才会把关心公众事务的人看作是傻瓜。

集体主义成了群羊主义国人罔顾公共事务这种态度常令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所导致的结局。一群不关心国是的人，怎么可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国人依旧如此。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号称崇尚“集体主义”的国人，其实把集体忘得一干二净。这也许不是国人的过错，而是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实在无可抗拒。但是，把本来强加于自己的现状最终变成自己自觉的约束和行为准则，却是国人作为整体和个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国人是在代代相传的强权下被迫养成了莫问国是、苟延残喘和胆小怕事的求生习惯和道德准则，也正是国人自觉的约束导致了更加残暴的强权。久而久之，国人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也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当时的普遍常识和习俗产生对抗。如果没有一个鼓励个人叛逆勇气的社会氛围和道德勇气，对真理的探索将不可能进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际上既是华夏百姓罔顾公共事务的理由，也是统治者不把权力和百姓分享的借口。那些不属于某个小圈子的和地位不够高的，都请“独善其身”吧。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只是鼓励百姓依附权势的口号，而真正的实践者，却被扫荡贻尽了。中国式“集体主义”，一面是“群羊主义”，浩浩荡荡，亦步亦趋，对主人俯首帖耳，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群羊主义”也为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其另一面，即“恶狼主义”，铺平了道路。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高压统治是如何败坏了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道德准则。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格缺陷是如何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无比艰难。集体主义在华夏一直就是消灭个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代名词。

愚公vs普罗米修斯有一个在华夏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在不久的过去以至今天仍然被作为民族精神受到赞颂，这就是出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6 －221 年）《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愚公一家住在当时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南面，嫌出行不便，共商把山搬走。群情激动下，开始了搬山运动，他们用簸箕和扁担，肩挑到渤海湾，一年走两个来回。邻居智叟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干，太不现实了。但是愚公不听，理由是“我死了有儿子，儿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但是山并不增高，因此总有一天会挖平的。”弄得智叟无言以对。于是，愚公一伙每天挖山不已。此事终于感动了天帝，派手下的神仙替愚公把山搬走了，于是愚公家门口就此一马平川。至于那两座大山，就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王屋山在河南的西北部。列子的故事很有趣，也许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也许表达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在诸子百家时代，各种观点都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一传说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此价值取向的评价。光阴荏苒，阴错阳差，《愚公移山》从传说演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上升到了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高度，可是细究这个神话，总让人觉得困惑；琢磨这句后来的口号，不免觉得有些荒唐。其一，愚公的行为毫无利他精神可言。愚公和家人方便了，但是别人呢？至少我和所有历史上曾经居住在太行山上的人都是愚公的受害者了，连食用的水都要到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去挑。愚公为了一己私利，祸及他人以及后代，而受益的仅仅是他一家。如果这就是集体主义，我们不得不质疑所谓的“集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中愚公的集体利益显然不是大众利益，更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仅仅是愚公一家人小团体的利益。其二，愚公的办法绝无可能搬走大山，他最后是靠天神恩赐才得逞。于是，愚公的成功在于受惠于一个强大的权势，起决定作用的是天神的旨意，这体现了华夏世界观的又一个要素，即依附权贵。目标狂妄虚渺、过程劳民伤财、手段愚不可及、结果却美好圆满。天神善心一发，举手之劳，便让愚蠢成就辉煌、贪婪变成美德，对这故事的赞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于是，我们被愚公的思想和行为所鼓舞，要立志做现代的愚公了。只是，这次的愚蠢和贪婪是集体的和全社会的了。也许这就是“集体主义”？于是，我们要用愚公的办法损害在世人的利益和未来人的福祉了，把山挪到别处去，让别人去不方便吧，让后代去不方便吧！就如同愚公让我们现在不方便一样。《愚公移山》中愚公的思维和世界观是一种文化的典型，如果我们不怕让一些人暴跳如雷的话，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愚公是愚蠢和贪婪的典型。他为了消灭一点点自己的不便，无所畏惧、不计后果、前赴后继，不惜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代价，罔顾给别人造成更大的损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愚蠢和贪婪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问题是，这个传说中的结局是如此的美妙，最后居然让天神被这样的愚蠢和贪婪所感动并慷慨相助。从此，华夏给予了这样的贪婪目的和愚蠢手段以道德认可。也许正因如此，华夏在此后会把耗费上下数代人和当今所有人的福祉为某个冠以“集体”名称的利益所做的牺牲美誉为一种值得赞颂的实践，也因此在两千年后会有人执意按照愚公的办法来建设一个新时代。于是一个荒唐的时代就变本加厉了。“愚公精神”在华夏的长盛不衰绝非偶然，这是久远的畸形积淀伴随着对科学的无知和人格的蔑视之必然结果。由于这个神话，以及在中国普遍深入人心的对于这个神话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态度的认可和崇尚，使得我非常怀疑一个说法，亦即，中国的文化是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和中国的愚公移山神话相对立的是一则古希腊的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了把火从天上带给人间不惜对抗天神，付出自己被永久锁在悬崖上受惩罚的代价。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了一个集体的个人主义？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他和天神对抗，宁愿牺牲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比较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故事，就会发现古希腊和华夏所赞颂的截然相反。正是对于这样截然不同理念的赞许和肯定，古希腊和华夏形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进而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从而导致后来西方和华夏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形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彼得.保罗.鲁本斯作品正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了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倾情讴歌了普罗米修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古希腊伟大悲剧作家，被尊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
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马拉松战役中另一位普通战士斐迪庇第斯，以他生命的代价从战场跑到雅典，传递了重要战况。这四十多公里在两千多年后成为了现代奥运会的压轴项目——“马拉松长跑”，以表彰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无法分辨，也没有必要区别，因为那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古希腊精神。否认个人价值和否定集体利益实际上是共生的。在否认了个人价值的时代中最后培育出的只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中国的历史正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国社会曾几何时把个人利益变成不可言传的禁区。“先公后私”还不够，必须是“大公无私”，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和损人利己的卑鄙小人盛产于那个时代，并且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涌现、层出不穷。毕竟，一种文化积淀极不容易被铲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集体主义怪现象在高喊集体主义的同时，却几乎每个国人都要钻营到一个特殊的集体之中，以便把自己和地位不如他的人区分开来。中国的高尔夫会员卡供不应求，再贵也有人要。并非中国的有钱人比外国人更喜爱打高尔夫球，而是由于此乃身份的象征，证明持证人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一部分，他终于加入一个集体了，特权和身份才是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国人的“集体主义”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同乡会。这个现象在西方绝难见到，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在崇尚每个个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理念普及的社会中绝难生存。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正是这种病态“集体主义”的表现。用“集体主义”绝难解释的还有国人特别喜欢找名人题字，不管是餐馆，宾馆，书刊，甚至大学校名，都要找来名人题字一把。这些名人都权力炙手可热，但书法却绝难恭维。显而易见，题字的价值不在于字的好坏，而在于官的大小。这个现象在西方绝对难以想象，不会有大学找大官题字，即便大官想到大学里做一个讲演还要看大学爱不爱理你，看你够不够水平。但在中国，一个达官贵人的题字给被题字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哈，看看我高攀上了谁！”这就是潜台词，其威力之大，在中国决不可小视，国人老百姓就吃这一套，“这家后台真的硬！”羡慕和崇敬，溢于言表。那些经过精心美化仍然惨不忍睹的题字揭示了一个内在的民族性格：对于人格的蔑视和对于权势的逢迎，掩饰自我、趋炎附势、以图飞黄腾达。这样的行为毫无集体主义可言，更与个人主义无关，而以依附权势来达到一己私利的动机和实践却昭然若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悲剧。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集体（社会）对于个人的践踏，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畸形膨胀的个人对于集体（社会）的损害。这种互不承认和彼此势不两立的矛盾，造成了集体和个人的最严重和本质的对立。但是这两个看来势不两立的行为，却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 —— 对于他人的蔑视和对于人的价值的践踏。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来也很惭愧。我刚到加拿大时课后参加英语口语班，班上学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留学生和当地母语为法语的人。为了使学生灵活地使用英语，老师出一些题目让大家辩论。其中一个是敏感的艾滋病话题：“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便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我很自然地就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隔离起来，直到社会找到了治愈的方法。我当时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得到很多人赞同，但是出乎意料，赞同的只有几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没有一个加拿大人。事情虽小，但是随着我对加拿大社会和整个西方的理解，这件事居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终于理解了当时我的观念和加拿大人的差距。尽管我还自诩为理解西方文化，其实，在骨子里当时我距离西方的理念相去甚远：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少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美其名曰，“集体重于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实这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不尊重。任何一种以多数的名义牺牲少数的利益的行为，都将最终损害到全体。理由很简单，在每个个别矛盾的对立中，少数对于多数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叠加这些事件，最终多数将不复存在，而只有多次的少数，而最终的多数和全体正是由这些少数构成的。如果我们把民主仅仅理解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彻底错了。这仅仅是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本质。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其使得少数人在服从多数之后，仍然得到了利益上的保护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独裁。正是由于华夏的“集体主义”，在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大多数人却可以认为和自己无关而不予关心，如果他们还有正义感，那么也用“集体主义”掩饰了其怯懦；如果他们的正义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他们的“恻隐之心”也随之而去了。在少数遭受不幸时，他们努力挤在多数之中，对受害者的不幸无动于衷，还美其名曰“集体主义”和“为大多数人服务”。俨然羊群遭到恶狼袭击，他聪明地躲进了多数，任凭个别被恶狼叼走，却庆幸自己是多数的一员。但是这样的“多数”能持续多久？中国的“集体主义”蔑视个人价值，迫使个人把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仅仅理解为对于权威的屈服和忍让，这其实是“群羊主义”；一旦这样的屈服和忍让成为不必要，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正是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蔑视，在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就蔑视和践踏所有他人的权利，自然就导致“恶狼主义”。现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点燃的奥运圣火，必定隐喻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勇敢和功绩！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使得个人在强大的逆境中正义凛然，正是古希腊对于人的价值的颂扬。普罗米修斯成功地给人类带来了圣火，为他人带来了利益，而他自己由于对抗权势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愚公也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给他人带来了损害，并且他的成功不是真正战胜了逆境，而是感动了一个权势，在这个权势的恩赐下，他得逞了。因此说，普罗米修斯和愚公的人格云泥之别，对于他们的赞颂和认同派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中国，符合权威的利益，成了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则和文化积淀。这正是中国的“集体主义”的精髓，也是其致命缺陷。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不能在中国生存，因为其会被冠以“集体”的权威和利益所吞噬。在华夏的历史神话中，从来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更加没有对此的赞扬。华夏也有“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传说，但都或是天神下凡，或是秉承天神旨意，君临天下拯救百姓。无论哪种情况，都缺少挺拔的人的形象和意志，缺少伟大的悲剧式的感染力。注【1】Vincent Farenca，《古希腊时期的公民和自我》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p277，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华夏的道德历史——寻求青天大人于是，作为剧种，华夏只有“怨剧”而没有“悲剧”，华夏的“怨剧”是在祈求上苍的同情和“青天大人”的明察，而古希腊的“悲剧”是在激起蕴藏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和对于正义勇敢的共鸣。国人并非没有愤怒和抗争，悠久的孟姜女的故事，也许就是这种情绪的最终表达，但却显得很无奈很悲惨。孟姜女的哭诉，并非要唤起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和抗争的勇气，而是在寻找一个终极的听众，亦即一个超自然的“上苍”或人间的“青天大人”。正由于没有“悲剧”，华夏也就没有了“喜剧”，而只有“闹剧”。在那没有多少幽默感的傻笑之中，到底有多少真理的启迪和道义的力量？实难恭维。每年闹腾的“春晚”，也许是中国既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的最好的诠释。留下的只有“怨剧”和“闹剧”了。当然，还有华夏色彩独具的剧种——“颂剧”，这也许应该归在“闹剧”之中。华夏百姓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祈祷和祈求的是一个可以解救他们的“救星”和“青天大人”。中国的道德历史，就是一部哭哭啼啼闹闹腾腾的寻求“青天大人”的演义。国人需要一个“救星”，由他来掌握百姓的命运，而百姓只需俯首听命、歌功颂德。“济世自有飞天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数千年来在“皇恩浩荡”之中，不少国人已经没有了对人的价值理念。他们在被损害时的逆来顺受和他们有朝一日得势后的飞扬跋扈，源自同一个心理和价值观：个人价值是不值得尊重的。他们在底层时的逆来顺受是将这一理念用于自己的体现，他们在得势后的飞扬跋扈则是将这一理念用于他人的结果。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个人主义”者，而最终都必然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即“恶狼主义”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可以用任何别人的福祉换取他们的私利，他们可以对于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悲惨处境熟视无睹，他们可以把别人看作仅仅是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和垫脚石，他们可以在谈论别人的生命时根本不觉得这是和他们有同样权利的同类，而是一些可以利用的筹码和数字。这就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的恶果。华夏自古以来并非没有仁人志士，华夏最高境界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应该体现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字里行间体现着责任和牺牲精神，每个现代的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动和惭愧。范仲淹不仅仅抒发了他自己的志向和情怀，也没有忘记他的人民和皇帝。他个人的心情和感受，随着自然界的伟力而跌宕起伏，但是坚如磐石的是他的信念。我十分喜欢范仲淹的这篇散文，不管在穷愁潦倒还是春风得意时，总不禁会背诵这篇散文。或喜或忧，人生任何时候都处在这两者之一或者之间。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绝非易事！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其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还相当遥远。就是如同可以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这样的不凡人物，仍然在随时矫正自己以符合他上司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把原则和理念置于权势之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困顿时，李白的诗句无疑振奋人心，催人上进。但是甚至像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都不能幸免对于个人价值的误解。“行路难”中念念不忘：“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绝非趋炎附势之徒，他可以蔑视权势，但是当他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却不得不把得到皇上的赏识作为他抱负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也不能脱离对于权势的依附，似乎这是唯一可以实现抱负的途径。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而如此经年累月的对于权势的屈服和依附最终让英雄也气短。于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于是，华夏少有真正的英雄。那些被中国后人奉为“英雄”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积聚了过去和现存的污泥浊汤并以此兴风作浪让其荡涤社会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带来人格的进步和社会的公正，却致力于利用人性本来的丑恶和消灭社会仅存的良知。西方对于个人价值的重视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史诗般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同样，对于西方来说，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积淀。一些看来不大的事情，却体现了一个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场大灾难中的小事情令人回味。我远道去上海见一个瑞典的客户，适逢地震袭来。西方人似乎尤其珍惜生命，为了躲避从远隔千山万水传来余震，瑞典经理让所有员工在街心公园休息，进而把大家都放假回家，但是不好意思让远道而来的我们打道回府，居然她自己和我们回到她认为有危险的大楼去洽谈。我看得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对地震很恐惧。会谈后，我感谢她冒着危险和我们面谈。我知道，她是冒着她确信的危险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否则她不会打发所有的员工早早回家。那次地震震中的惨烈我到了当天晚上才知道。瑞典办事处经理对此事的处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公司没有和其做成生意，但是此事却让我钦佩这位经理的行为。她显然是把雇员的安全放在了经济利益之上，而且她还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了雇员之下。我不得不说，在西方普遍弘扬的“个人主义”中，包含着对于其他个人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尊重。以致在不经意间，那些普普通通的西方人就流露出他们的理念，并且付诸于行动。和这个事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作协委员的一首无耻诗词。其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最残酷和本质的写照，这样的无耻在任何崇尚人的价值的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首词并不出于压力和逼迫，而是作者内心积淀在这不寻常关头的真实流露，他是真正地感到了召唤，从而倾泻出了此等肉麻和无耻。如此自觉地对于他人生命和价值的蔑视和践踏，需要长期的心理折磨和道德降解。在他看来，这么多死亡的个人，是无法和一个抽象的“集体”和权势相比的。人的价值不过是可以任意牺牲的数字或者符号。但是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绝不这样看。他唱的高调都是让别人去相信和实践的，他自己绝对不愿意就这样“亲历死也足”，更不愿意在坟墓里看奥运。他是要这些死去的人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愤怒，不要给他带来内心的责难，他要让那些死者的亲属认为“做鬼也幸福”，既然死者很幸福，那么幸存的也就更满意了。于是让他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过日子。个人服从集体，而集体则由某些少数的利益集团所代表，从而所有的个人服从某些个人，这样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无论以什么样的慷慨激昂和群众运动做幌子，都无法掩饰其真正的本质。

宣扬“集体主义”导致的个人崇拜和极端自私我们稍稍回首，便依稀可见那个还未远去的荒唐时代。对人格的集体侮辱莫过于那时的“忠字舞”。那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舞蹈大致如此：用手在胸前一笔划，算作是一颗红心，然后把手伸向空中，意思大概是把心献了出来。通篇都是这样的舞蹈语汇，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每天整齐划一地跳舞，表达一个集体对于某个个人的忠心。这个全民参与的集体舞，跳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终极诠释了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忠字舞的荒唐似乎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忠字舞的基础却根深蒂固，主子阴魂不散，奴才忠心仍在，卷土重来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在集体的名义下，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某一个“代表集体”的极少数牺牲自我。一些人的权力欲急剧膨胀，更多人的权利随之消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褒扬集体主义的民族，却源远流长的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难道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个人崇拜是如此相辅相承吗？结论是肯定的。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内心的道义准则和独立的人格。随之而来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和个别人的飞扬跋扈专制独裁。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一针见血地批判此类集体主义：“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他显然指的是为了否定个人价值而推崇的“集体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私有制”的否定不能带来对于“公有制”的肯定，实际上过去搞的“公有制”最后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公无制”，人人一贫如洗，只有极少权贵拥有一切。从消灭“私有制”开始，以“公无制”的结局告终，这是必然的。这就如同你否定了每一滴水的价值，肯定不会再有江河湖海，很可能最后连一口小水塘都是臭气熏天的。曾经在华夏盛行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为了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而已，于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价值丧失殆尽，却导致了极少数人的个人价值无限放大。所以，在中国式“集体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最蔑视的时候。我的华山之行使我产生对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彻底怀疑。1976年10月初，是中国值得铭记之巨变的开始。当时我对于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愚公那个蠢驴也许无法让我这一辈子再次把太行山搬一遍了。我别出心裁决心到华山去一趟。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么一说，一个人去华山是需要一定疯狂才可以成行的。村里没有分红，只好靠逃票成行。当时的华山，是非常值得去的。一是它挺拔苍凉的自然景观，二是它劫后余生的人文景观。 “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时几无人迹，越发彰显华山的内涵和个性。即便不看华山的任何人文影响，它的自然景色也可谓鬼斧神工，引人入胜。刀劈似的峭壁，直上直下，整座山峰就是一整块巨石，这是黄山和别的山无法比拟的。如果说黄山是秀美，那么华山就是壮美，华山让人联想到男子汉裸露的胸膛。但是那人文的痕迹使人非常感慨。这是一个被当时的“忠字舞”的“狂舞者”们刻意破坏后彻底忘记，被当时的歌舞升平完全遗弃，又尚未被此后的铜臭所污染的人文废墟和自然奇观。山上所有古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连狭窄的石头小径边的历经数个朝代安装的护栏都被“忠字舞”小将们掀到山底去了，仅留下一些残柱。我曾经听说过“第二次解放华山”，后来知道这就是指“红卫兵”到华山上把那些“四旧”都砸烂。当时的我是自身不保，食不果腹，衣仅蔽体，那天上华山也如此，我只带了朋友送的半斤饼干，这是两天的全部食品。除了身上穿的球衣裤，没有别的衣服。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种看来和我无关的破坏的反感。那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晚上在苍龙岭附近道士破旧的观里歇了几个小时，早上四点，乘着月色就去东峰看日出。在接近东峰的时候，看到另外几个上山的人，大概那天上山的一共也就这么几个人。十月的华山清晨很冷，太阳出来还要一些时候，于是就在这距离东峰不远的旧庙里歇一会儿。很快，那几个人就说太冷，要找东西生火取暖。山上的灌木他们是弄不来的，结果，他们居然想到了把空图四壁的旧庙的椽子弄下来做燃料。我对他们说，并不很冷，不要弄坏旧庙。我当时比那几个人穿得还少，如果我不觉得太冷，他们也一定不会太冷。但是他们执意要把椽子弄下来，把一根绳子抛上去，拉住椽子，用力向下拉。我当时没有更好的制止他们的办法，只觉得这事情简直太损了。他们要我帮忙，我拒绝了。好在这几个人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什么成效，只好气喘吁吁作罢了。估计他们经过这运动也不觉得冷了。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不忘。我对自己不能制止他们感到很惭愧，对他们的这种行径倍感愤怒。就为了一点点自己眼前的利益便胆敢破坏属于整个民族的文物，如此的贪婪和愚蠢，令人绝难原谅。看到这样一幕，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华山上的古迹都被破坏了。可以撼动的，都被“忠字舞”小将从山头推下了山沟，连栏杆云梯也不能幸免。当时华山的石径已经几乎没有扶手和栏杆，只有那些从巨石上凿出来的无法撼动的石头台阶还安然无恙。我很难理解是什么使得这些本来涉世不深的学生热衷这么残酷的破坏。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遍及华夏大地和整个民族的普遍行为。全体附庸极少数的权势，丧失个人理智而导致集体疯狂，把属于整个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迹破坏贻尽，这是“集体主义”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培养使得他们对他人极其蔑视，对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极不容忍，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极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集体主义”和“正义”，于是有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华山一幕。当我登上华山东峰时，太阳还未出来，月亮尚未隐去，东方已经发白，在寒冷中祈盼日出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一刻肯定会到来，因此等待不会没有意义。在喷薄而出的华山红日照到我这个饥肠辘辘、衣不御寒的太行山知青身上时，我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我似乎同时感觉到了自己对于天地的渺小和重要，使得渺小的自己感到重要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这也许就是我后来意识到的被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这使得我对于当时完全未知的社会变革更加有信心，更加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我当时并不知道古希腊和西方的思想，自然不理解人的价值。但是我在那一刻所感觉的，却在日后的人生经历中被反复品味，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那天正是阴历闰八月十五，那年有两个八月，于是有两个八月十五，每个我都记忆犹新。数年后，我在大学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时，最初的酝酿必定是当年华山的景象和经历。七律·中秋
今夜明月今夜酒，
西风时节宴中秋。
身无分文忧天下，
心有余力费躇踌。
飘零已谙人生苦，
浮沉渐泯世间愁。
阴晴圆缺四海共，
何必相逢叹如勾？

为“个人主义”正名我相信，任何民族的个体都在本质上存在着朴素的对于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尊重。“人之初，性本善”，想必是有道理的。因此，这种价值的被弘扬或者被扼杀是由于环境，而不是遗传。如果一个社会环境惩罚善良和独立的人格，而奖励丑恶和奴性的人格，那么久而久之，只有丑恶和奴性的人格才会以适者生存的法则胜出，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人格特点。而这种人格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导致了人格的恶化，人格的恶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再进一步导致人格的恶化。正反馈系统的结局只有两种：在没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以系统崩溃而告终，在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形成不收敛的振荡。在华夏发生的显然是后者，千百年来不乏朝代更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却不见人格的进步。国人现在的自私，至少一部分来自于千百年来的对于“个人”的压抑和对于“集体”的弘扬，所谓“集体”并非社会大众，而是让个人牺牲自己的价值和出卖自己的良心以便和权势保持一致。这样的世世代代对于自私的培育，自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中国，少有人会把公用电线剪断、马路的窨井偷走当废品卖钱的。这很难说和虚伪的所谓“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长久说教没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和社会风气就是这些虚伪的说教和相反的现实所共同培育的。和中国的冠冕堂皇的“大公无私”不同，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照顾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在国外乘坐过飞机的话，就一定会在安全指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碰到舱内失压，氧气面罩会自动弹出。此时，请立即戴好氧气面罩。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请务必在自己戴好后再给予别人帮助……。”现在中国的飞机上也如此要求乘客。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使得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同时，尽可能去帮助别人。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在竞选政府官员时，都强调自己注重家人和家庭，在竞选场合经常带配偶和子女出席，以体现竞选者对于自己家庭的重视。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文革”时代，虚伪的“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教还促使了一些人装模作样的表演，他们到处声称自己的不重要、家庭的无所谓，甚至在那几部绝无仅有的戏剧和电影中见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以此表现这些人的大公无私 —— 既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在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大众。但真实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积虑“谁主沉浮”，要超过“秦皇汉武”，为一己私利不惜涂炭生灵，为平步青云不惜落井下石，他们永远不会是“个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别的个人；他们也绝对不会是“集体主义”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只是一个试验的对象和攀登权势高峰的阶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那个“集体”是如此地虚无缥缈，它既不是个人的集合，也不为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服务，它只是一个被权势者创造出来否定“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就是集体的化身。正因如此，多年的“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说教，造就的却是极其自私和虚伪的群体。在中国，没有集体主义也没有个人主义，有的只是对于他人价值的极端蔑视和极度膨胀的利己主义。如果任其发展，必如愚公把他的愚蠢和贪婪代代相传，其危害真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和中国式“集体主义”截然相反的，是古希腊要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古希腊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在意自己的清贫生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毫无实际功利可言的理想，才使得后人有可能成就现代文明。我深深敬佩古希腊哲人和学者，那时的学术研究，既没有什么高额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光荣的奖项，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利，因此，他们持续一生的高尚行为，只能源于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探索真理的个人勇气和寻求社会公正的利他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标签都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典范，也是集体主义的榜样。个人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才会产生这样的英雄。尽管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那些甘于清贫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些握有权力但是倡导民主的政治家，如索伦和伯里克利；那些为了全希腊利益而战死疆场的无名将士，都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下才产生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古希腊政治家索伦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西方正是通过文艺复兴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才会在此后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科学、艺术和政治的英雄。他们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典范，也是重视整体利益的榜样。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诞生的理由，而更是对其每个公民价值不容置疑的誓词，“每个人生来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雷贯耳的词句，蕴含着正义，激荡着风雷。正是对于每个个人价值的肯定，遂使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和他人做出了贡献。蔚蓝的澎湃必来自无数清澈的涓涓细流，污泥浊汤也必源于众多的腐败肮脏。社会的进步始于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还怀有对他人的善念，对自我的尊重，那么，是从自己做起的时候了。中国不需要“愚公”，而急需“普罗米修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普罗米修斯，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赞美他的精神。《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法】尼古拉·塞巴斯蒂安·亚当作品美好和正义，是从赞美她们开始的。

中国奇迹——还是西方奇迹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作者

奇迹的产生经济的突飞猛进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亦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上比较不起眼的大国，近几年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GDP年增长更是超过了10%。于是“中国奇迹”之美誉也不胫而走。这样的赞誉是不过分的，但是，受到赞誉的对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其实，“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一个普遍的现象，亦即所有发生这些“奇迹”的国家，都是过去经济不太发达和比较封闭的地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奇迹”的发生绝不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己有了产生奇迹的灵丹妙药，或者是具有别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勤奋努力，而是，这些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点”，亦即，低廉的人力资源，众多的熟练工人以及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发达的贸易。如此奇迹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奇迹当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熟练工人、低廉工资、稳定政局、开放贸易。无疑，这些是“奇迹”产生的充分条件。有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的贸易是中国吃亏了，理由是，中国用数亿件T恤衫才可以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747，言语间愤愤不平。实际上，此例恰恰证明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贸易，那么中国就是用无数件T恤衫也不可能换来波音飞机。如果中国闭门造“机”，那就是再花费数百年时间也难有波音747。正是有了西方倡导的被一些人诅咒为“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才使得本来只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得到高技术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中国生产的数亿件T恤衫还是T恤衫，数亿条牛仔裤还是牛仔裤，而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波音或者空客飞机。然而，作为西方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T恤衫和牛仔裤，他们也照样可以生产出同样的T恤衫和牛仔裤，当然质量更好，只是比较贵一些罢了。贸易，从统计上来说，永远对落后的一方更加有利。那些极其贫穷的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变得比较富裕。比如，那些穷得只剩下绿水青山的地区仅仅倚靠开发风景旅游就可致富。这就是贸易，亦即金钱和旅游资源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易，那些山水风景就不会有经济价值，青山绿水依旧，贫穷落后如故。因此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变得更加平均，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加不平均。相反，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贸易，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将是没有极限的。当然，贫富差距缩小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受损害最大的是那些富国的蓝领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低，因此最容易被穷国的劳动力所替代，导致富国的此类工人失业。资本总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就如同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余钱或买股票或存银行，目的就是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劳动力也寻求最大的利益，人们总是希望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流向工资更高的地区，而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在没有制约时，这两个流动是必然发生的。当然，现在的世界，并非对此完全没有制约。在发达国家，一定有法律和措施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这个法律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移民的流向是一边倒的，亦即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迁徙。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屏障都是美国方面设立的，而墨西哥则不必担心美国会有人以偷渡的方式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目的的人口迁徙必然导致许多富裕国家公民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被这些乐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吞噬，以及担心贫穷的外来移民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但是，这样的人口迁徙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欢迎，他们通常是低价劳动力的雇主，因为这些移民的涌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供选择，因此也可以付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法治、民主和人权通常比较健全，即便对贫穷的外来移民，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而这样的最低工资仍然比穷国的平均工资要高很多。比如，加拿大现在的最低小时工资大约是11加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而中国目前一般蓝领的小时工资不会超过人民币10元。加上发达国家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于是，移民的经济动机非常强烈。这些差异既造成了人口迁徙的动力，也形成了资本迁移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资本向低工资和低人权的地区趋之若鹜。于是，一种和人口移民目的和动机一样的“资本迁移”出现了。如果说人口迁徙还受到许多法规约束的话，那么“资本迁移”则几乎不受任何约束。资本迁移和人口迁徙都将导致贫富差别缩小，人口迁徙会造成富国的一般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降低，而资本迁移的结果也是相同的。这种“资本迁移”的动机是和“人口迁徙”同时出现的。只是由于过去的交通不便，产品很难在穷国生产后迅速运到富国，因此那时前者的规模不会很大，从而前者不如后者明显。而现在的交通，已经完全可以把生产所在地和消费所在地分开，它们实际上可以分别处于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不影响生产或消费。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放到零售商的货架上和把本国生产的产品放到货架上所需的时间仅仅相差了4个星期。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可以增加工时使得生产周期变得更短，实际上两者相差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周，甚至更短。而运输费用则由于航运的发达而变得非常低廉，现在一件T恤衫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全部费用还不足人民币0.50元。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存在运输的问题，比如软件外包和客户咨询服务，现代通讯技术使得这些行业完全可以不考虑地理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自然就非常容易做出流向穷国的决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地区的资本随着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加工基地。广东一些和香港毗邻的地区首先旧貌换新颜，深圳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的渔村脱胎换骨成了现代化大城市。这种“奇观”，似乎有一种伟力，可以点石成金，只要它所到之处就有奇迹呈现。然而，对于这样的奇观，少有人理解个中原因。中国最近几年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甚至引发了对于制度的辩论。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多年以前的关于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论。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访华时讲演中的一句话“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深信我们的制度。”显然，里根相信美国的制度优越于中国当时的制度。那么是否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的制度已经开始优越于他人了呢？在苏联时期，关于制度的辩论也甚嚣尘上。在1920年至1940年期间，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而苏联的经济增长非常可观。有人据此下结论，苏联的模式更加优越。当时苏联在美国招募工人，有美国工人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而对苏联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移民苏联，成了苏联公民。这些美国人后来在返回美国的过程中历尽艰难曲折。由于当时移民苏联的美国人数量不多，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几乎被人遗忘。重温这段往事，令人无限感慨。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昔日苏联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那时主要是自己闭门发展生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和消费脱节，许多产品并非消费者所需，于是造成了积压，而许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又没有人生产，因此发生了短缺。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苏联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其人民带来什么实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也出现过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增长直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惠。尽管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和30多年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今天的繁荣是在30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去的商品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存在，今天商店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各式产品。短短三十年，天翻地覆，称之为“奇迹”毫不过分。

奇迹的原因唯一有争议的是，这“奇迹”的产生原因。如下是我的“水塘理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水塘里，其水位和外面的江河湖海无关。这正是中国过去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就如同一口与世隔绝的水塘，不仅水位很低，而且水质也很差了。在“水塘”的外面，是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海”，不仅水位高企，而且水质很好。在“水塘”和“江河湖海”之间仅隔着一个水闸，其将水塘和江河湖海拦腰截断，使得水塘内外断然两个世界。但此水闸并非江河湖海所为，而是水塘的手笔，所谓“广纳百川”即是江河湖海的气度，而闭关锁国则是水塘的性格。于是，决定是否开放水闸就完全取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水塘的管理者。且不说这水闸打开的过程如何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看被打开时激动人心的情形。只要水塘的水位足够低，而江河湖海的水位足够高，便有清波汹涌注入，这曾经与世隔绝的水塘在顷刻之间水位升高且水质改善，此“奇迹”发生的速度和水闸的开启程度成正比，也和水塘与外界的水位差成正比。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以上是一个宏观描述，那么如下给出了微观机制。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岛屿，“西岛”和“东岛”，前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后者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当“东岛”最终决定向“西岛”开放的时候，两岛的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大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西岛”的企业主自然想到“东岛”去办企业，把产品运回“西岛”来销售，使得成本显著降低、利润大幅提高。此时“东岛”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东岛”在自己完全不创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就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和订单，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发展的速度和“西岛”投入的资本、技术以及订单成正比。“西岛”资本投入“东岛”的最大动力是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另外有一个岛，其他条件和“东岛”差不多，但是其局势不稳定，其对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另外还有一个岛，由于文化的关系，那里缺乏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的劳动力，其投资吸引力也会被大打折扣。正是由于这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东岛”成为了“西岛”的投资首选，经济就此突飞猛进。也正由于此，“西岛”的劳动力受到冲击，一部分劳工被“东岛”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他们只好转而寻找其他的不容易被“东岛”的劳动力替代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东岛”享受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即刻成功，而在“西岛”经历的则是更加复杂的调整。“西岛”的首先投资“东岛”的企业在最初得到了高回报，但是“西岛”企业的利润并不能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因为，“西岛”的企业彼此效仿，都到“东岛”去办企业，由于“西岛”的自由竞争体制，“西岛”整体的零售价格很快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的下调使失业的“西岛”劳动力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对此我们将在稍后讨论。由于“西岛”在“东岛”不断投资和开办企业，“东岛”的劳动力便得到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会逐渐造成“东岛”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有极限的，其理论极限是“西岛”的劳动力价格，尽管达到这极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差距会逐渐缩小。于是，“资本迁徙”造成的直接损失是“西岛”劳动力失业，进而是其政府税收减少；受益的是“东”岛的劳动力和其政府税收。从短期来看，“西岛”的损失是必然的，而“东岛”的受益亦是预料之中。由于投资涌入，纳税剧增，“东岛”政府财政会越来越好，而“西岛”则不得不为贸易逆差而头痛。从长期来看，“西岛”可能得到的收益是其不得不由于来自“东岛”的竞争而另辟蹊径，力图在其他更加先进的领域取得和保持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和不无痛苦的。由于以上原因，“东岛”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技术和生产基地。“东岛”的人也很容易地得到了此前他们根本不会生产的产品，比如飞机，电视机，电脑等等。而“西岛”，则得到便宜的产品。这些产品本来“西”岛都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是资本的外逃迫使他们教会“东岛”如何生产，然后“西岛”自己反而不生产了。不久，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降再降，“西”岛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生产了。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西岛”一部分可以由“东岛”取代的劳动力的收入将不可能提高，因为他们的工资正在受到来自“东岛”的可以替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的限制，于是，“西岛”的这些劳动力的价格在“东岛”相应的劳动力价格提高到和他们相仿水平前不可能提高。这是“西岛”的劳动力不可能等待的，于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不能被“东岛”替代的工作。但是，由于“东岛”劳动力取代“西岛”劳动力是进行性的和由低而高的，因此对于“西”岛劳动力来说，就业将步履艰难。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和“东岛”进行贸易使得“西岛”的人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从而抑制了“西岛”的通货膨胀，使得“西岛”的人们享受到了实惠的价格。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的托词，数据统计和分析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其实，“西岛”所有的商品低价都是以牺牲“西岛”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作为代价的。对于“西岛”上可被“东岛”替代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为这些便宜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更低的工资，所有这些来自“东岛”的低价产品都伴随着更低的“西岛”同类工人的工资，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由于和“东岛”的贸易而恶化了。然而，对于“东岛”来说，其得到的好处还远远不限于上述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而是更加深远的。由于“西岛”需要在“东岛”进行生产，“西岛”必须给“东岛”提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比“西岛”给予“东岛”的资金和订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西岛”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少年来创造的财富一起搬到了“东岛”，特别是把自己长期培养的生产力送给了“东岛”。对此“西岛”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从“东岛”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对于“东岛”来说，将这些产品卖给“西岛”比其在“东岛”销售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可以说这样的贸易对于“东岛”来说是万无一失。由于从“西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输入，以及对于生产“西岛”产品的要求，于是相应的配套就会在“东岛”发生，比如道路、桥梁、水利、电力、楼宇等。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东岛”将以比在“西岛”更快的速度进行。“东岛”的速度将导致“东岛”和“西岛”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西岛”会把自己过去的劳动成果智慧结晶全部拿到“东岛”去，而不是建设自己的“西岛”。这其实并非“西岛”上人们的意愿，而是“西岛”资本的意愿。这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不分善恶，资本也没有种族歧视。由于资本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对于资本的支配绝非按照“西岛”或者“东岛”的利益，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正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趋，把本来属于并可以留在“西岛”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都给了“东岛”，以期他们在“东岛”的投资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是短期的，在“西”岛的大部分企业蜂拥而至“东岛”后不久就告结束了。亦即，所有企业都把生产基地留在“西岛”而不进入“东岛”，和所有的生产基地都挪到“东岛”的最终利益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企业把生产基地挪到“东岛”，其他的企业就不得不效法，否则将会由于相对高企的成本而无法竞争。“西岛”之对于“东岛”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授人以渔”，教给了“东岛”“渔猎”的方法。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还给予了“东岛”所有“渔猎”所需的工具。而“西岛”得到的是“东岛”“渔猎”所得的极少一部分成果。国人是知道“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后者高度评价，而后者就是西方在和中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这并非西方最初的动机，但却是结果。

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奇迹”，其实正是“西方奇迹”，这是一个表现在中国的“西方奇迹”。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一章中的阐述，那我们一定知道，资金或者资本就是昨天的劳动，而技术更加是昨天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亦即，“中国奇迹”是西方积累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是由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只是它表现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亦即，中国是靠由西方提供的生产力而创造了“奇迹”。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发达的运输，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离开了快速和大容量的运输，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就不可能成立。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是西方所发明的。离开了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中国的发展受益于高效的管理，这是西方所创立的。离开了这样的高效率，许多硬件就无法有效运作。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庞大的资本，这也是西方所积累的。没有这样的资本的投入，中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发展受益于广阔的市场，这是西方所开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不会有销路，因此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那么中国提供了什么？绝无仅有——劳动力——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西方的所有上述条件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奇迹”。中国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国门打开，让西方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流入，随之而来的是技术的引进、设备的投入、管理的输入、订单的涌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条件，这些资本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流入中国。比如，如果没有发达的运输，一些订单就会由于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中国生产。现在从中国始发的远洋货轮仅仅需要14天就可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港或加拿大的温哥华港，略多一点时间，就可以抵达欧洲的一些主要港口。这就使得许多订单在中国制造成为可能。数量众多并且听话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是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保有不是没有代价的。国人对于权势的服从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要求。西方在一些其他国家的投资要面临比中国更大的风险，因为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远没有中国工人听话。但是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诚实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订单都和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缺乏诚信暂时还不至于导致资本的流失。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民族性格没有改进的话，迟早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东欧并没出现中国这样的高速度，主要是由于东欧原来的计划经济远比中国的要成熟和有效得多，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难免藕断丝连、恋恋不舍。毕竟，他们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那些成就是过去的中国可望不可及的。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乏善可陈，因此在奔向市场经济时毫不留恋、义无反顾。这并非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有比东欧更好的政策或者制度，而是当初的计划经济实在太失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当然只好“绝地反击”。另一个原因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东欧的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不少，这也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的。这样一个成就，反而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阻力。迄今为止，“中国奇迹”仅仅是引进和照抄的代名词。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观，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比如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但是对于私有制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完整确立，土地的所有权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一些在发达国家如过街老鼠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司空见惯，比如官商勾结的问题、社会福利欠缺的问题、人民对于税收使用的话语权的问题。最终，是人民的政治权力问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的问题。中国利用西方的私有制的成果（技术、科学、高工资、高效率）和中国公有制的成果（低劳动力价格和低劳动者权益），创造了现在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靠在低工资基础上的照抄和引进所带来的增长，将会是有极限的。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这样的低工资还可以使得中国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因此，那些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于中国的制度的言论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以比西方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绝非由于一些人所说的制度，而是由于“水塘”水位的差异。显然，仅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评价一个制度是非常不充分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由于其起点非常低的池塘。只要池塘的水位足够低，水闸的开启足够大，池塘的水位就会高速增长。

中国模式——穷国廉价劳动力伤害富国蓝领工人另一些人说现在的世界贸易是西方剥削中国，他们的说法基于这样的分析，即通常西方零售价格中仅仅有10%的价值是在中国创造的，言下之意是西方把最苦最累的那一小部分给了中国，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比例，而是，西方给予中国的这一部分加工费对中国和西方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在欧美和中国的生意例子说明，中国工厂给予美国进口商的离岸价格通常是其最终零售价的1/5到1/4，有的比较高端的客户可以达到1/10。其实这个比例并不重要，如果仅仅从比例上来说，也可以达到比这个更低的。为了便于阐述这个问题，可以把一个产品的成本构成大致表达为：T(总价格) ＝ M(材料) ＋P(加工) ＋D(设计) ＋C(管理) ＋F(金融) ＋R(零售)以上抱怨西方剥削中国的人所说的就是在总的价格中只有劳动密集型的P（加工）和一部分M（材料）是在中国做的，而其价值仅仅占到了总的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如果这个加工不在中国进行，那么P（加工）这一部分在西方的加工成本大致是中国加工成本的5倍。这仅仅是加工费用上的差别，而材料部分的价格差异就没有这么大，所以产品的离岸价格大约是西方本土生产价格的1/3。但由于运输费用，远程控制费用和时间的增加，最终对于零售商来说，他们最终为抵达其仓库的海外生产产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本土生产的1/2。这样，本来在西方国内的加工成本20美元降低为10美元。但是，这并非产品的全部成本，其他成本并不由于在海外生产而降低，比如设计，仓储，管理，金融等等，我们不妨假设其成本为5美元。这样，其零售商的进货总成本为15美元，于是其零售价可以设置在50美元，产生的毛利35美元用来支付各种和零售有关的费用，比如，广告、人工、房租等等。在服装类行业的零售店，毛利一般是销售价格的40%－70%。T（零售价）＝ 10（海外加工费）＋ 5（管理费用）＋ 35（零售毛利和费用）＝ 50如果产品在西方本地制造，那么其在本国的成本是不变的，这样其总成本就是25美元，因此，其零售价大约会在75美元。T（零售价）＝ 20（本土加工费）＋ 5（管理费用）＋ 50（零售毛利和费用）＝ 75于是，在中国进行加工使得西方进口商原来需要付出的20美元的加工费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原来应该给予西方本国企业的20美元变成了给中国企业的10美元。这节省的10美元成本，使产品价格最终下调了25美元。西方消费者的受益就来自这零售价下调的25美元，但是，这些消费者中有那些被中国劳工替代的产业工人，面对下调的商品价格，他们的收入也降低了。对于这些西方工人而言，此时赚取这50美元的难度很可能已经等同于过去挣75美元，甚至更高。亦即，价格降低了，但是工人的购买力没有上升。由于产品的加工被转移到了海外，这些工人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消费能力下降。不仅如此，整个西方社会也没有直接受益，由于产品的零售价降低，西方政府的税收降低，虽然有进口关税，但是相对较低的西方进口关税率，使得关税所得不可能弥补零售税的降低。由于税收的减少，社会福利也不得不受到负面的影响。这个推论得到了西方工人购买力统计的证明（见图表）。反观中国，尽管西方的的确确仅仅把整个生产销售链的一小部分给了中国，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却非同小可。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西方订单的大量涌入使得本来根本不存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在短短的时间内遍及全国各地。其次，这些订单都是销路畅通的，完全没有产品积压危险，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完全销售了出去，变成了硬通货。再者，为了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西方的资本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直接用西方资本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成立合资公司。在一些技术成分比较高的领域，西方还源源不断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从而使得这样的生产成为可能。一些先进的管理也随之进入中国，以保证产品可以得到质量和速度保证。由于以上的原因，本来中国劳动力在用极其低下的生产效率生产没有市场保证的产品，一夜之间，他们就进入了国际生产和销售链。我记得在1978年以前我在农村一年可以赚取200人民币（大约合50美元）的报酬，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可以赚取300人民币（约合80美元），但是现在，一个来自农村进入外贸工厂的劳动力每年可以赚取3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进，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这30年来产业工人的实际购买力的改善极其有限，甚至乏善可陈。如下图表是很有说服力的数据：美国的非管理性工人的实际工资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2007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在197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以后，即趋于下降，于1993年达到局部最低点。虽然1993年以后实际工资缓慢回升，但是到1998年，在美国经历了五年“强劲”的经济扩张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仍然比1972年低，甚至低于1966年的工资。到了2007年，工资仍然和1966年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四十年没有涨工资！(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整理分析：林炎平)另一个反映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家庭实际收入的变化。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把全部美国家庭五等分，收入低端的40%家庭在1968－2005年的37年里平均实际收入累计只增加了20％，相当于年递增0.5%，收入高端的5％家庭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6％，也只相当于年递增1.6%。只有占人口极少的极富家庭，才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年递增。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正是西方经济有长足发展的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增长成果到了哪里？也正是这个阶段，发达国家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穷国。正是这个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收入，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收入突飞猛进，而他们的受益，正是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结论不容置疑，西方长足的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和西方做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然，中国不是唯一导致西方的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这个“池塘”实际上是封闭的，并不对外界构成影响。那时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一些其他“池塘”（第三世界地区）造成的。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国家一再由政府立法提高本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西方的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必然比现在的还要低。

开放——立竿见影 改革——步履艰难西方和中国的贸易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对等，前者受益的仅仅是某个时段的资本占有者，而后者受益的是相当长期的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曾几何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时过境迁，现在联合起来的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穷国的无产者和富国的资本家。这样的联合需要穷国政府提供方便，而通常穷国政府乐此不疲。“把富国的劳动成果卷到的穷国来。”在这个目标上，穷国的政府和富国的资本家是一致的，富国的资本家将得到更高的利润回报，而穷国政府将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更高的税收。穷国的产业工人理所当然欢迎这样的联合，他们的工资将由于进入富国的产业链而必然提高。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穷国政府的倡导下，富国的资本家和穷国的无产者联合了起来。倒霉的是富国的产业工人。富国多少年来辛苦经营起来的福利体系和工资标准都不得不向这些低人权和低工资的穷国看齐。并不是说富国的产业工人在过去的40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的产品今天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完全来自科技的发展。反观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来自西方投资，也来自西方的最新科技成果。今天中国的通讯、交通、电子设备，都是西方提供的，虽然这些没有一样源于中国，但中国却几乎在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它们带来的益处。这还不仅仅是资本上的流入，更加重要的是技术上的输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设备、技术、管理和资金是直接的生产力，其不仅仅直接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了按照西方订单所需要的畅销产品，而且这些生产力同时生产了中国国内所需产品。中国把国门打开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些自己曾经无法创造的生产力。没有西方，中国根本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潜在生产力可以解放，中国除了人力以外基本没有别的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不是靠解放，而是靠引进得到的。这巨大的生产力完全是西方提供的。邓小平先生说得很对：“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在现代中国起着关键和巨大作用的生产力——正来自于西方。正是依靠这样的模式，一些本来不可思议的成就在中国取得了，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本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这些本来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了。中国过去铺设柏油马路基本上依靠人工，最后用简单的压路机完成，效率极低，路面质量不高。但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大型机械，铺路就如同用联合收割机在工作，和马路一样宽的施工机械在向前行进中就在其后面留下了已经铺设好了的马路和公路。过去打隧道非常危险和艰苦，需要人工一点点掘进，但是由于先进机械的引进，隧道施工不仅省力而且安全了。巨大的掘进机在其前端把岩石击碎，将碎石和泥土送往其后端，再由传送设备运到隧道外面。更加重要的是，在掘进过程中机械就自动将隧道的顶部和两侧被覆好了，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塌方的可能性。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大型船舶的制造和使用是远洋航运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在文革的时候中国只能造万吨轮，而且那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大吹大擂。但是国外那时的造船水平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吨级。没有这样的远洋货轮，远洋贸易就不可能。现在中国的造船行业的设备和技术也都是由国外引进的。在中国天空飞翔的飞机，是西方提供的，没有它们，中国的航空便不可能。甚至在劳力密集的纺织工业中的先进织布机、电脑横机，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用这些机械制作的产品，立即销售到了西方，换回了外汇。同时，用它们生产的产品也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由于国外企业主希望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直接就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拉到了中国，培训中国工人来使用这些设备生产。我所知道的许多行业的许多设备都是这样引进的。比如冷挤压设备和技术，这个技术本来在国外已经算是很老的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无法攻克的问题，于是一些冷挤压设备的引进直接就解决了中国原来的老大难问题。在中国生产的电视机、电脑等等，其核心部件都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中国所做的仅仅是把从国外引进的心脏部分和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组装起来而已。所有的电脑的芯片都是进口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屏技术也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中国繁荣的手机行业，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所有的基础工作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中国在直接引进了这些技术和设备后，形成了今天的繁荣。还有一个我们极不愿提及但是不可否认的知识产权的海盗行为。西方很多软件在中国被广泛非法使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使用的软件绝大多数是盗版。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很大程度上的生产力是建筑在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些盗版软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无法正常运作。换句话说，中国企业靠剥夺西方工人的劳动换来了自己的繁荣。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向西方引进的风险几乎全部在西方，而中国基本上不承担风险。作为投资方的发达国家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作为被投资方的发展中国家。著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MEMC投资洛阳硅材料厂，后由于许多原因而入不敷出，最后这家美国公司不得不放弃，用象征性的一美元，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设备忍痛割爱“卖”给了洛阳硅材料厂。这样的“豁达”，虽属无奈，并非所有国人可以理解。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纵观以上每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等，其先进设备和技术都来自于西方。如果中国不借助于这样的技术，设备和资本的进口，中国的整个工业完全不可能有什么长足的进展。唯一没有大规模受益于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是中国的普通农业，也就是非农场型的传统农业，在那里虽然我们也看到了进步，但是那样的进步是根本无法和发生在中国沿海特别是大城市的进步相比拟的。中国普通农业的进步应该是中国自己改革带来的进步的典型代表，理应受到高度评价。回想30年前，就我亲眼所见的中国农村，在山西广大农村，包括当时作为中国农业榜样的大寨，生产力极其低下，终年的劳作也只能挣到一些口粮而已，有的农民甚至一年的收入无法支付口粮钱，这样的农户被称作“倒挂户”。我作为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入也仅仅200元人民币，而且是没日没夜的劳作，没有任何休息日，而且经常处在饥饿的边缘，吃肉是奢望，能够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相对于当时农民那种入不敷出和食不果腹的状态，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当前几年回访这个太行山小山村时，我看到过去那种牛马般的劳作不见了，细粮和荤菜已经是家常便饭，住房虽有改善，但是仍然变化不大，卫生仍然堪忧，饮用水仍然是从山沟里汲取。平川村子的变化会大一些，但是在没有工业的农村，只是在衣食上有改善，其他就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边远农村的生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山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外出到沿海外贸发达地区打工了。可见，就是边远的农村，其改善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和山西普通农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沿海一些直接参与西方产业链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的贫穷和山西农村大同小异，但是改革开放后工厂如雨后春笋，如今已经基本上工业化了，不仅完全消化了当地的农业劳动力，还从全国各地其他地区招收工人。这些地区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道路、建筑、工业化程度、劳动力收入，均与30年前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浙江和江苏的农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参与了西方的产业链，亦即它们都成了西方的产品生产的一环。西方用昨天的劳动，亦即资本和技术，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就。那么中国的成就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成分吗？当然有，但那是次要的。如果今天把国门关起来，便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中国目前的未进入国际产业链的那部分农村的发展就应该是中国离开了西方所可以做到的最高成就了。这些农村就如同我看到的太行山农村一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工业化的迹象。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谈何容易，如果完全是自己土打土闹，折腾到猴年马月也难成气候。西方工业化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如果自己搞工业化，并无什么捷径可走。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并不是没有试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四无管理。过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人家的技术和设备并不白给。现在突然发现，西方资本家远远比苏联老大哥要慷慨。当然西方资本并不是来白给中国什么，而是来追求利润，但是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并不带有别的附加条件。只要你能够给资本带来利润，资本就会给你一切。这比当年和苏联合作要简单合算多了。而且，来自西方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也比苏联的先进多了。那些抱怨西方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的人，那些抱怨中国不得不用多少件T恤衫换取飞机的人，其心态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酒家，一天有一个道士光顾，饭后不付钱，但是说可以给酒家做一点好事作为补偿。道士到酒家后院的水井撒了一些馒头屑，就扬长而去了。酒家的老板娘很生气：不付钱还把水井搞脏了。第二天，去水井打水时却大吃一惊，水井里不再是水而是好酒。从此，酒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数年后，此道士又来了，说是路过看看，酒家盛情款待。道士问，生意可好？酒家老板娘道：好是好，只是没有酒糟喂猪了。道士莞尔，告辞了。自此，水井不再出好酒，而又是一口寻常的水井了。毫无疑问，抱怨西方剥削中国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果一种剥削可以使得“被剥削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剥削者”，这样的剥削还是剥削吗？每年春节刚过那从内地赶向沿海城市的就业大军，难道是为了去痛斥西方的剥削吗？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里有他们在老家得不到的报酬和无法实现的价值。这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向世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西方给予了他们机会。而他们也通过艰难跋涉和辛勤劳动把这些机会和实惠带给了他们的老家。他们就像媒介，在用西方巨大的生产力直接造福当地的同时，也间接地带给了他们的老家。

环境污染——急功近利和管理不善的后果面对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些声称中国吃亏了的人还不就此罢休。他们最后一招就是：尽管开放使得我们从西方得到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正是这些引进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西方把污染工业搬到了中国，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这样的说法既错误又滑稽。这就如同：一个富裕家庭在过年时送了一头猪给一个贫穷家庭。这穷人家，吃完了猪肉，随即用猪肉撑起的底气，指着狼藉一地的猪骨头和猪毛指责给他猪的富户，“你的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我家。”猪，都是有骨头有毛的，富人家的猪也不例外。得了别人的猪，吃了别人的猪肉，还来指责别人用猪骨头和猪毛污染了自己的房间和院子，岂不贻笑大方。那富户自己吃猪肉的时候不也得对付这些骨头和猪毛吗？众所周知，那些有污染的工业在西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为了污染中国才临时创造出来的。西方有这样的工业已经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从大工业时代开始，西方就和这些有污染的工业打交道。西方在治理污染上并非一帆风顺，那著名的“伦敦雾”实非美丽景色，而是在工业化初期煤炭过度使用又没有环保措施而造成的空气污染现象。西方不断摸索和研究治理这些工业污染，使得现代西方污染少了很多。在西方通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这并不是由于西方没有造成污染的工业，而是由于他们有治理污染的措施。中国在开放中从西方引进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也不奇怪。既然别人家里吃的猪也是带毛有骨头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理解别人送来的猪也不必已经拔毛剔骨。因此，污染问题的责任在于中国自己，比如急于增加GDP而对一些工业污染没有妥善的治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落后于工业发展。这不是别人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既然吃了别人的猪，又不收拾猪骨头和猪毛，那就不该指责别人，还是指责我们自己吧。在“可劲造”（东北话拼命吃的意思）完猪肉炖粉条后，收拾好骨头，扫干净猪毛，对别人说声“谢谢”。完全没有必要在装满了一肚子的猪肉后，用饱餐猪肉后的底气，指着被自己狼藉一地的猪毛和骨头，对给你猪的人大加指责。早知自己对付不了这骨头和猪毛，趁早在别人送你猪的时候就说声“谢谢，不，我不要你的猪，因为我对付不了这骨头和毛。”国人对于污染公共环境似乎毫不在意。我曾经去中国舟山的著名海滩游览，即便在这“普陀仙境”，东海观音就在旁边，那些明明靠这些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旅游收入生存的百姓却对环境毫不爱惜。那些开在海边的大排档一边给游人烹调产于本地的海鲜，一边将剩饭剩菜和垃圾毫无顾忌地倒入大海。如此行为令我顿生厌恶，但是周围的国人却习以为常。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国内游人随手扔在山上的瓜子果皮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清洁工随时清扫，那宝石山早就成了垃圾山。而爱惜这些中国山水的却是来自西方的游客，他们绝不会向大海山头扔垃圾，不仅自己的垃圾都收入袋中，扔进垃圾桶，而且有的还随手捡干净国人扔下的垃圾。华夏如此民众素质，还有可能不造成工业污染吗？还有理由把自己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归罪于他人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实际上对内“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而真正的奇迹是由对外“开放”造就的。对内的改革无法形成工业化，而对外的开放立即引进了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直接引进西方强大和现成的生产力。这就直接说明了，中国的成就是依赖西方的，如果没有了中国，这样的成就也会并也已曾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西方，这样的成就不会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放”的试点选择在了深圳这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小城，唯一原因就是它毗邻香港，唯一理由就是要借助已经西化成功的香港之优势。此后选择上海也是由于上海有着过去西方留下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在这么多年的折腾之后回过头来选择西方，本身就是对于西方模式的肯定，这是唯一可使国家发展的模式。这样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30多年后的今天，是坦承其理由的时候了。现代文明建筑在技术之上，而技术则建筑在科学之上。正是有科学和技术作为基础，才奠定和创建了现代文明大厦。回顾这基础的源头古希腊，不禁感慨万分。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样的基础及其源头，也并不了解西方在这基础上建造的现代文明大厦。就像电视和现代媒体在当今社会不可或缺，但少有人记得或关心它们的发明者，那家喻户晓的只是那些通过它们成名的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如果没有了现代媒体，这些明星将黯然失色。但是，它们的创造者已经默默逝去，无声无息。他们在世时不曾由于他们的发明得到多少报酬，因此也不是富人。正是他们植下的树苗日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大树参天后，庇荫下的纳凉人已经不记得植树人。那些由现代媒体照亮的明星们和这些发明家相比，就如同一抔黄土于高山，但是后者默默无闻，前者却占尽风头。因此我们在感慨之余也许不妨给予那些历经坎坷的“植树人”以他们应得的尊敬和荣誉，也给予那些风光无限的“纳凉人”以适当的质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类今天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昨天的伟大劳动成果，昨日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今天的“江河湖海”，回溯那波涛汹涌，其清流来自于“文艺复兴”，而其渊源则是遥远的古希腊，科学和民主，依稀可辨。那“江河湖海”中诚然也有中国人过去的努力和成果，比如世人皆知的几项发明。既然西方从未无视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今天也完全不必诋毁西方的贡献。毫无疑问，“水塘”里发生的“奇迹”得益于勇敢打开“水塘”闸门的人，他们的勇敢使得“水塘”的“奇迹”成为可能。但是，那“江河湖海”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发生在“水塘”里的由“江河湖海”创造的奇迹。或者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西方奇迹。

莫名的敌意——中国和西方的冲突理解西方，对国人来说绝非易事。西方，那是一个综合了令国人困惑的理念和制度的集合体。国人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西方的敌意中最严重的当属对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且最没有历史纠葛的国家。